岳胜军　于超

　　回顾伊拉克战争不难发现，作战双方在进行真刀真枪的激烈搏斗的同时，指挥层之间无声无息的决策对抗亦如火如荼地贯穿战争的始终。为夺取决策优势和主动权，双方甚至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舆论阵地充斥着谎言，作战行动饱含着欺诈。尽管交战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但伊拉克高层在决策上的重大失误无疑加速了其政权和军队的瓦解与溃败。概括起来伊拉克决策层出现了三次重大失误：一是接受检查，销毁违禁武器，低估了美英动武的决心；二是错误判断联军的主攻方向和作战样式，采取了“南轻北重”的兵力布势；三是兵力部署过于分散，城市防卫自救力量非常薄弱。伊拉克战争表明，作战行动的成功，往往源于科学、正确、及时的决策；作战行动的失败，常常始于决策的滞后与质量低下。

　　古语曰：“先心敌心以知敌，敌后我意而意我”。意思是说，先于敌人的意图思考从而了解掌握敌人并做出决策，使敌人落后于我的意图而猜测我的行动，这样我的决策就会切中机宜。的确，决策是一切作战行动的根本依据和指南，决策对抗也往往先于行动对抗展开，并贯穿作战全过程。先敌决策、高敌决策、快敌决策，把握决策上的主动权和优势，是决策对抗的集中体现。

　　外军认为，“信息优势只有转化为决策优势时，才能为指挥官提供一种比较优势”。如果掌握了信息的获取权、使用权、控制权，而没有将其及时转化为高敌一筹的决策，那么，“制信息权”就会失去应有的价值。信息对指挥员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工具，是完成决策工程的辅助手段和“配料”，而非全部。正所谓：“见日月不为目明，闻雷霆不为耳聪”。要作出正确决策，还有赖于指挥员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和判断。因此说，决策对抗是信息战的深层次内涵和必然归宿。伊拉克战争中，美英联军动用90余颗卫星，数百架预警、侦察飞机，编织了一张巨大的情报信息网，对伊实施全方位、全频谱、全天候监控，形成了战场的“单向透明”，为其有针对性地决策提供了充足的依据。未来的信息化战争，采集信息、作出决策、实施打击三者日趋一体化，既对决策的时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对策对抗发挥作用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平台，作战能量将更多的以智力的形式释放。

　　决策是指挥活动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决策正确、及时，指挥就成功了大半。相反，决策失误，其他方面做得再好，也都无济于事。在某种程度上，指挥活动的实质，就是作出决策和实现决策。因此，决策对抗已成为指挥对抗的核心内容。伊拉克战争实践也表明，决策对抗作为指挥对抗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既能扩展强者的优势，达到“以优制劣”，又能弥补弱者的不足，实现“以劣胜优”。美英联军决策的正确，加速了战争进程。而开战前半个月，伊拉克军民之所以部分阻滞了美英联军的攻势，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作出了“坚壁清野、扬长避短延缓美英联军的挺进速度，通过城市巷战与敌周旋”的正确决策。（解放军报2003年09月03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