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却远不是一个完美的公平社会。来美国谋生的新移民大都经历过不公平的对待，许多人忍气吞声，也有人起而抗争，用法律武器为自己讨回公正。本文讲述的就是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弱女子，在受到雇主不公正的对待后，如何走上法庭维护权益和尊严的故事。

　　1998年夏，甘妹从成都来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陪读。甘妹的丈夫正在攻读电机工程博士学位，还需要三四年才能毕业。甘妹初来乍到，刚刚安顿，便开始学英语、找工作。不久，甘妹被一家服装店录用，做收款员。这家服装店在一家大型超市里，主要经营从大陆和港台进口的服装。因为价格低廉，吸引了许多顾客。

　　圣诞节前是商家最忙碌的时候，各商家为了吸引顾客纷纷打折优惠。甘妹工作的这家服装店也是如此，各类服装从1折到5折不等。虽然4个收款台全部开放，收款员们仍然忙个不停。甘妹每天都要加班，从上午10点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

　　圣诞节前一天，甘妹的收款台前来了一位灰发碧眼的顾客———格登太太。甘妹为格登太太结账。在输入一件大衣的价格时，格登太太说那件大衣应该打5折。甘妹看了一下大衣的标签，告诉她这件大衣不打折。格登太太坚持说这件大衣打5折，让甘妹再核实一遍。这时，服装店的经理保罗走了过来，他告诉格登太太，这件大衣的确不打折，但店里有另外几件大衣打折，他可以带她去看。格登太太跟保罗回购物区去看打折的大衣，把放满服装的购物车留在了甘妹的收款台前。为了不影响其他顾客结账，甘妹把格登太太的购物车推到一边。

　　大约10分钟后，格登太太提着一件大衣回到了收款台。付款前，格登太太问甘妹，她放在收款台上的20块钱哪儿去了。甘妹从没见过那20块钱，只好在收款台和购物车周围寻找。找了一圈，毫无收获。格登太太提高了嗓门，坚持说她在收款台上放了20块钱。经理保罗走过来，问清缘由，随后关闭了甘妹的收款台，又找来两名店员，一起寻找，仍然一无所获。

　　格登太太不肯罢休，站在甘妹的收款台前与保罗争论。保罗的目光移到甘妹身上。他掏空了甘妹身上的所有口袋，里面除了两把钥匙外，什么也没有。保罗于是建议格登太太再数一遍钱包里的钱，以确定真的少了20块。格登太太并不理会，她一边与保罗理论，一边怒视着甘妹。

　　无奈，保罗让一位女店员带甘妹和格登太太到洗手间去搜身。来到洗手间，在格登太太的监视下，女店员让甘妹脱掉外衣。当甘妹身上只剩下内衣时，女店员问格登太太，是不是还需要脱。格登太太说，不需要了，反正她什么都看到了。搜身完毕，格登太太扬长而去，没有留下一句道歉的话。

　　从洗手间出来，甘妹给丈夫打电话，让丈夫来接她。甘妹一见到丈夫就忍不住哭了出来。丈夫劝她不要再去做工了，趁着圣诞节好好休息一下。甘妹本来言语不多，性格内向，经过这番搜身羞辱，她精神低沉，茶饭不思，一想起搜身事件，便彻夜难眠，常以泪洗面。

　　甘妹是个有主见的人。回到家后，她越想越委屈。自己什么错都没有，却受到这么大羞辱。她暗下决心，要为自己讨回公道。圣诞节一过，她便找律师咨询，要向服装店讨个说法。

　　从法律上讲，甘妹受到的伤害属于精神伤害。美国各州的普通法均允许严重精神伤害的受害人获得赔偿，但同时，对精神伤害的定义都十分严格。一般而言，在没有肉体伤害的情况下，只有故意造成的严重精神伤害才能得到赔偿。但是，这种规定并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例外情况。比如说，在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的情况下，无意造成的严重精神伤害也可以获得赔偿。

　　所以，甘妹精神伤害案首先要确定的是，服装店和甘妹之间有没有法律承认的“特殊关系”。毫无疑问，二者之间是雇佣关系。在雇佣关系中，雇主具有凌驾于雇员之上的权威。所以，雇主必须公平对待雇员。这种要求使得雇主和雇员之间具有“特殊关系”。当雇员受到雇主非法或不公平对待时，雇员可以依据这种“特殊关系”起诉雇主。

　　在确定了服装店与甘妹之间具有“特殊关系”后，再看第二个要求，即服装店的行为是否达到极其恶劣，超过了社会习俗所能容忍的程度。服装店经理要求甘妹在顾客的监视下脱衣搜身，这种做法令人气愤，完全超过了社会可以容忍的程度。

　　最后，我们还要看，甘妹遭受的精神痛苦在法律上是否已经足够“严重”。俄勒冈州的法律并不要求严重的精神痛苦必须通过肉体的损害表现出来，比如说，甘妹不一定要体重减轻，面黄肌瘦，才能证明自己承受了严重的精神痛苦。但是，甘妹的精神痛苦必须是一般人可以合理地想见的。在服装店无辜受辱后，甘妹食欲锐减，精神委靡，时常失眠。考虑到甘妹生性内向，初到异国，可以想见这次羞辱给她造成的精神痛苦。

　　此案事实清楚，法规明确，如果进入庭审，服装店凶多吉少。所以，在庭审以前，服装店同意合解。合解的条件至今保密，但据甘妹的律师透露，服装店不但向甘妹做了书面道歉，还赔偿了一大笔精神损失费。（1602）

　　专栏作者简介

　　张哲瑞，美国张哲瑞联合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兼主任律师，“呼悠网”的缔造?摺?1982年获吉林大学物理学士，1984年获北京大学物理硕士，1993年获奥斯汀德州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