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星期一

　　父亲棒杀顽子

　　湖北“芦卫事件”

　　8月25日下午，湖北汉阳市民芦纯刚回家就听说儿子芦卫偷了邻居的簸箕，当天生意不好的芦纯刚心里本来就很烦，闻听儿子又偷东西，越发气恼。一进家门就拉过儿子，用尼龙绳将他脚朝上头朝下倒捆在靠背椅上，用衣架猛击其脚踝骨，为制止芦卫哭喊，芦纯刚用妻子的丝袜将其嘴堵上。一刻钟后，10岁少年被送进医院抢救，两天后死亡。此事被称为“芦卫事件”，典型的家庭暴力和棍棒教子惨剧。一周之内，全国媒体关注。新华社还发了通稿。

　　据报道，芦纯刚自己曾经因为盗窃、运假钞而入狱。他不想儿子再走自己走过的错路，经常采用过激手段教育孩子。现在，汉阳警方已经以涉嫌伤害他人致死，将芦纯刚依法刑事拘留。

　　在媒体对各路专家看法的报道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长期的打骂行为是虐待，但该父亲是粗暴教育，不是要打死孩子，不能认为是虐待。如果孩子没有死，就不承担刑事责任。”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第一，虐待就是“长期的打骂行为”，不应因“教育”的动机而改变性质；第二，我们法律设定的刑事责任，目的就应该是保护儿童，防范避免这类虐待儿童致死的惨剧，而不是致死之后对其家长处罚，不应该仅以“致死”作为刑事责任的分界。这个案子就很说明问题：长期打骂，一朝致死，致死不致死，不是家长自己能够控制住的。法律也应该着眼于控制长期打骂，而不是控制一朝致死———这也是法律做不到的。

　　8月26日／星期二

　　台湾海面私渡惨剧

　　8月26日清晨，26名年轻大陆女子搭乘两艘快艇准备在台湾苗栗县通霄海边私渡上岸，被台海巡部门发现并缉捕，从事私渡的蛇头见事败露，竟狠心将私渡女子推入大海后逃逸，结果造成6人不谙水性溺死，2人重伤，多人失踪的重大惨剧。大陆有关方面表示严重关切，并要求台湾有关方面妥善安置、救治获救人员，迅速查处犯罪分子，严惩凶手，严厉打击台湾蛇头犯罪活动，保障两岸人民的权益。

　　在8月29日新华社的后续报道中，我吃惊地看到：“海协已将获救的20名人员名单电传至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浙江、四川、吉林、江苏、湖北、重庆等省市台办通知其家属。”在那风浪中的两条灾难之舟上，竟有来自大陆10个省市的女子吗？这条通稿中还有一个数字，被《北京青年报》做到了标题上：今年1—8月份，两岸共实施遣返作业8次，接回祖国大陆私渡去台人员1231人，其中女性914人；遣送台方人员13人。

　　据新华社报道，台湾当局领导人借26名遭拐骗的大陆女子被台湾蛇头强行推下海的恶性事件大做政治文章，引起岛内各界的强烈不满。连日来，台湾一些媒体纷纷刊登文章。台湾《联合晚报》发表社论指出：这一私渡问题基本上和“台湾人民可自由出入大陆，大陆人民不得随意来台，有着必然的关联”。

　　面对这样的惨剧，我们应当谴责犯罪分子的罪恶，同时，我们更应当谴责国土的分裂本身。在一个国家的领土、领海上发生这样的“私渡惨剧”，是整个民族之痛。

　　8月27日／星期三

　　《行政许可法》通过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以151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行政许可法。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七号主席令，行政许可法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注意到：“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了表决过程。这是自两个月前首次现场直播居民身份证法表决过程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一次把与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表决过程公之于众。”

　　的确是密切相关。人民一事之兴，先要问政府许不许。现在的“行政许可”，过去一直叫“行政审批”，这个权力可太大了。对于百姓来说，这种权力之大，往往既表现为审批范围的随意性和无限性——“有的地方居然连做保姆都需要审批”，几天后，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汪永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就行政许可法组织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也表现为给你盖上一百多个章，折腾个够之后才“许”的烦难。而刚刚通过的《行政许可法》，不仅在程序上体现了便利公民的原则，而且严格界定只有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有限自然资源等六大类事项允许设定行政许可；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等4方面领域，政府不得设立行政许可。同时，中央政府部门规章设立行政许可的权力和地方性法规对其它地方的公民、法人设立行政许可的权力，也都得到了明确的限制。此次通过的《行政许可法》，可以看作是一个“限权”的法——不是限百姓之权，而是限政府之权。按照一些法学专家的评价，它体现了“有限政府”的现代理念。

　　其实，认真阅读这部法律本身，就能体会行政权、法律与公民自由权利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法律为人民赋予权利和义务，法所不禁，即为人民自由。但是，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立法总是相对涉后的，因此，在尚未被法律规制的领域，有一些内容必须由政府的行政权先管起来。但是，这部分行政权不是无限的———在空间上不是无限的：它的范围由法律规定，这个范围之外，还是人民的自由；在时间上也不是无限的，而是“临时”的：最终要由立法来代替行政许可。

　　8月28／星期四

　　连体女婴手术成功

　　8月28日，北京东直门医院成功地为一名被叫作“红红”的连体女婴作了风险极大的分离手术。她是被父母抛弃的，因为她自出生后，其背部便有一无生命的肢体状赘生物，看起来是长了“三条腿”———实际上是“寄生性不完全性连体畸形”，一种少见的病例。虽然手术成功了，但据中新社的报道，该院骨科中心某大夫告诉记者，红红下肢不完全瘫痪在手术后能否康复，尚需观察，的确存在终生瘫痪之可能性。

　　在传统媒体以爱心为基调的动态报道的同时，以搜狐为代表的网络媒体上也在进行着敏感、沉重、有着道德风险的讨论：对于这样一名女婴，该不该救？

　　话题涉及医学伦理和生命问题，谈到优生学的道德界限、医学资源和“爱心资源”的合理分配，也涉及一家医院冒险并且免费做这种挑战性极大的手术的医学动机问题。有人认为救助这样的孩子是浪费社会资源，“有更多健全的孩子吃不起饭，上不了学呢”。还有人认为孩子有先天的残疾，长大后不能拥有普通人的幸福生活，与其以后痛苦，不如现在了断。而一位叫作“比尔缺钙”的网友则写道：“每个人都没有权利对一个具体的人类个体的生命进行投票，每个人都没有资格对弱小的人类个人生命摁下毁灭键。这个判断的尺度不是仅仅为了保护那个叫奚一红的弃婴，而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人类社会。”

　　作为一个曾经在传统媒体工作过的人，我明显感到：这些话题，不是传统媒体和一般的新闻报道所能够承载容纳的：它们太沉重、太敏感了，它们使本来可以“简单理解”的问题“复杂化”了。深入其中，它们让人脑子乱了。但它毕竟告诉我：现在，人们头脑里的东西，比实际发生的东西，比新闻告诉我们的东西，可能要复杂得多。

　　这是新媒体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与传统媒体的区别，不仅是技术层的。在我看来，它以“网言无忌”的形式，还原了一个真实客观的观念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对一个问题的看法、认识层次，并不是那么简单统一的。这种状况，如果反映在传统媒体上，就会显得过于具有冲突性———人的观念冲突可能被夸大了，而在网络上则是常态。网络，就活跃着这样一群具有强烈冲突色彩的人们和他们的具有强烈冲突色彩的观念和语言。他们的人数可能不是太多，但是我们生活中真实的人，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特征。

　　8月29日／星期五

　　乞丐惨死案 司机被判刑

　　震惊全国的陕西汉中“女乞丐李文兰惨死”案中，有这么一个在派出所工作的司机，名叫鲁小军。他在案发后，由派出所干警指派到现场“看一看”。由于他“未采取救护措施和继续调查措施”，并“同意村干部刘国栋等人将伤者拉出二里辖区”等系列不作为行为，被城固县县检察院以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陕西《华商报》8月30日有消息说，29日得到消息：城固县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一审判处鲁小军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报道说，控辩双方就这名司机是不是玩忽职守罪的犯罪主体激烈辩论，公诉方认为，鲁小军身着警服、驾驶警车去李文兰出事的现场，就应该履行救助职责，否则就是不作为。鲁小军辩称，警服是自费购置的，开车是自己的工作，自己没有执法权，所以认为对自己玩忽职守的指控是不公平的。鲁小军的律师辩称，玩忽职守罪的主体应是国家公务人员，作为公安局工勤人员的鲁小军根本没有资格玩忽职守。而法院认为：“鲁小军虽未列入公安机关警察编制，但属于在公安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在代表公安机关行使职权时未正确履行职责义务，致使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符合玩忽职守罪的主体条件。”

　　在我看来，公安机关的职权能不能说“代表”就“代表”了，这是有疑问的。但是，这名司机，因为个人的过失，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或者，这名司机根本就不应该穿警服、出现场；或者，这个既穿了警服，又受命出现场的人，就应当承担责任。如果他能够代表公安机关行使职权的话，他就是未尽其责；如果他不能代表的话，他穿警服、出现场的行为本身就是对法律、公安职权的侵犯。

　　这个案子反映出的问题是：在基层公安机关中职权主体的混乱。有实际工作中的职权界限的混乱，才有法庭上关于职权主体的争辩。

　　8月30日／星期六

　　广州：下岗人员招聘会，来了一些大学生

　　据新华网报道，广州18家劳动力市场8月30日联合举行主要为特困下岗失业人员而设的大型招聘会，所提供的岗位多是体力工种，如清洁工、文字录入工等，应聘者中除了特困下岗工人、退伍军人外，还有不少尚未找到工作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我看到的标题是《广州大学生抢清洁工饭碗为找工作狂降身价》，我觉得这个标题“咋呼”了一些。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读到这条短消息亦忧亦喜：我没有特别强的“等级观念”，但高等教育所教的当然不是做清洁工、录入员。这条消息虽然仅仅是记者个别观感，不是扎实的统计信息，但今年就业形势的紧张可见一斑。不过，毕竟有一些同学头脑灵活一些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总应该凭着一般的“劳动能力”，临时解决生存问题吧。在“生存”这个起点上，把心态放平，徐图发展，总比满怀委屈，坐困愁城好。社会的某种暂时状况、人的某种暂时状况，在一个变化因而也充满生机的社会中，当属正常。人和社会，习惯以平常心看待这种状况，会少一些痛苦，也会少一些悲剧。对于那些我所认识的今年工作不如意的同学，我所忧的，不是他们未来的发展，而是他们目下的心情。

　　8月31日／星期日

　　一招一式模仿电视 北京女孩无故自杀

　　8月31日的《北京娱乐信报》报道了发生在8月26日的一桩惨剧：一个10岁女孩写下遗书后在家中上吊自杀，她的妈妈说：“这孩子自杀的方式特别像过去我们俩一起看过的一个节目，那里讲的也是家庭教育的事，节目中有个叫洋洋的女孩是用丝袜自杀的，当时我们俩都哭了。没想到，煦煦竟把她爸爸的围巾穿过厨房的大管子，然后就自杀了。还留了一张纸条，写的也和节目中洋洋的遗书差不多。”

　　从报道中看，这个女孩根本就没有什么自杀的“原因”。她“希望爸爸和妈妈能经常在一起”，其实她爸爸妈妈感情没有问题。所以，央视网站在转载这条消息时干脆就把原标题《邻居都说她是好孩子10岁女孩留遗书自杀身亡》改为《留下遗书上吊北京一女孩无故自杀》———这个“无故”用的好，因为它表现了事件本身令人沉痛的性质。少年儿童“无故”的自杀悲剧没有暴力，但它应该引起警惕。那些在电视中表现的自杀，对于还不知道其轻重的孩子们来说，和暴力差不多。（0901）

　　点评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马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