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泓冰

　　如果，我们只是基于正义的立场反对教育腐败，却不去追问本该在上个世纪末实现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指标如何会落空，恐怕还是治标不治本。那等于是让教育乱收费这只老虎，暂时缩回山洞，等到暴风过后，再扑将出来反噬社会；或者是使教育的投入不足，更显变本加厉

　　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腐败，等于国家权力失窃；而教育腐败，就是家长失窃，孩子的心灵失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最近出现在教育部，让敏感的媒体嗅出了一丝异乎寻常：看来，要对教育乱收费大刀阔斧了。有记者援引教育专家的话，称据保守测算，这十年教育乱收费达2000亿元。

　　这个庞大的数字足以让家长们捂着自己的钱包吓一跳，那感觉虽不像失窃般痛心疾首，可也有几分窝囊：本来，我们是该享受义务教育啊！

　　教育腐败确实已到了不遏制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

　　但是，追根溯源，说到这2000亿，就不能不提到另一个数字：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作为国际通用的衡量标准，标志着国家对教育的投入程度或说重视程度。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是4％，而中国当时却从未突破过3％，甚至远低于邻国印度。于是，这个4％就成了中国教育界心心念念的目标。

　　80年代末，当时的国家教委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这个比例在90年代中期或到2000年应达到发展中国家4％的水平”的建议。建议得到采纳。

　　可是，去年底，许多媒体以兴高采烈的口气宣布，我国2001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达历史最高值3．19％，似乎浑然忘记了，这个“历史最高值”离4％的目标，却还相差甚远。当然，似乎没有人再提当年关于上世纪末达到4％的承诺。

　　与此同时，当我们为从“自行车”换乘“助动车”而沾沾自喜的时候，人家已经扔掉“摩托车”，改坐“飞机”了———世界平均指标已经悄然上升到6％左右。

　　这样的差距，我们可以想见中国教育的捉襟见肘。从教育部门公布的材料看，国家增加的教育投入，有相当大的比重投向了高等教育：大学扩招、211工程、重点高校和重点项目的投入力度加大，等等。于是，本已孱弱的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更加让人忧心。

　　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缓解中央财政的压力，尽快让奄奄一息的农村基础教育恢复生机，采取了“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办法，义务教育的财政压力转移到县一级。当时风起云涌的乡镇企业、向农民收取的教育附加费等，使县乡政府投向教育的资金相对丰盈，很多地方“最好的房子是学校”，不少孩子雀跃着从危房搬进新校舍。

　　时至今日，随着企业改制、农民负担减轻、干部队伍的日益庞大，贫困地区的县乡财政越发困窘，不少学校只是在低水平上勉强维持，微薄的农村教师工资还时有拖欠。于是，“乱收费”这只猛虎便跳跶着出笼，且日益猖狂。一些无良校长发现，这是一条便捷而没有监督的生财之道，胆子也越来越大。政府部门因为无力投入，甚至有的还能利益均沾，也就眼开眼闭了。

　　至于城市，公众对高质量教育的极度渴求与绝大部分公立学校软硬件水平不如人意的巨大反差，导致了择校的疯狂。

　　因此，光是对2000亿的教育乱收费义愤填膺是不够的。2000个亿，是什么概念？国家一年对教育的财政总投入就是2000多亿，而其中大部分是支付教师人头费的。所以，2000个亿真不是个小数目，它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一些地方的基础教育！

　　如果，我们只是基于正义的立场反对教育腐败，却不去追问本该在上个世纪末实现的4％指标如何会落空，恐怕还是治标不治本。那等于是让教育乱收费这只老虎，暂时缩回山洞，等到暴风过后，再扑将出来反噬社会；或者是使教育的投入不足，更显变本加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