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年轻时参加同盟会。上级派他去行刺满清官员,鲁迅回答说,去是可以的,但我的母亲怎么办呢?上级看他犹豫,就没有再说,另派人去了。

　　鲁迅,包括胡适等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在思想上受西方影响很深,是新派,但是对待婚姻、忠孝以及生死等问题还是很传统,很老实的。尤其是鲁迅,是家里的老大,孝敬父母更是虔诚得不得了。这是终其一生都有事实可稽的。我们无法怀疑他在执行危险任务时,会不担忧以后母亲怎么生存的问题,并坦率地表露出来。至于是否出于怕死,则是不那么重要了。鲁迅曾说过,如果没有母爱等羁绊的话,对孩子的自由成长和行为当是更有益处的。他甚至于诅咒亲人的爱如同桎梏一般。

　　类似的人和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比如,某著名人物,恕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但确实有的,就是有人想重用他时,被检举说在战场上当过逃兵。好在用人者有知人之明,说那是他怕死后家中八十岁的老母没人管的缘故。起用以后,果然智勇兼具,十分了得。而更典型且具可比性的,莫过于《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聂政了。聂政是齐国人,很有勇名又重义气,也是一位抗秦派。严仲子亲自来访他,要他出来活动,解除中原的祸患。但聂政不忍离开母亲,便谢绝了。不久母亲死了,又服满了三年之丧,聂政才告别母亲的坟墓,独自去寻找严仲子,上演了一幕行刺暴君的威武雄壮的活剧。

　　当然,鲁迅不大愿意去扮演刺客的角色,也不排除有这样的顾虑,就是觉得自己不合适和怕做不好。汪精卫刺摄政王时,不可谓不勇吧?他本人也以此骄人久矣。然而,李烈钧就说,如果汪不是临场怯阵的话,怎么会连个炸弹都拉不响,放过了摄政王呢?汪无言以对。

　　当时有些革命党人重视暗杀和暴动,却不注重思想工作,存在着一味鲁莽行动的风头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些都是鲁迅感到焦虑和苦恼的。在他看来,革命本身决非轻而易举的事,而是一个长期的改造社会的过程。非有远大的眼光,不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他觉得把革命游戏化是不严肃的,经常想到死的革命者恐怕是难以成功的。他有一种渴望接近革命斗争,但又觉得路数不合的矛盾心情。而正是这种矛盾的思想感情促使他上下求索,终于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找到了一种最适合自己而又是中国最需要的战斗方式。

　　鲁迅的战斗特点是“韧”。他向来主张战斗要用“壕堑战”而不可“赤膊上阵”。《三国演义》里的许褚是赤膊上阵的,结果是中了好几箭,可金圣叹却笑他道:“谁叫你赤膊?”所以鲁迅指出:采用壕堑战,“这并非是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谁能说鲁迅发出的不是充满良知和理性的声音呢?

　　也曾有人居心叵测地起哄架秧子,挑唆他直接向国民党蒋介石挑战;但是鲁迅没有上当,轻蔑地把这种所谓的文人称之为“灵魂上挂着刀”的家伙,仍然坚持以“壕堑战”的方式和“曲笔”来宣泄他的愤怒和抗争。为了中国一生都未曾放下过手中的投枪,也未曾胆怯退缩过。他是一匹受伤的在深夜里嚎叫的狼,是在飞沙走石中横着站的智者,是地狱边上开着的惨白的小花……

　　不过,鲁迅也有怒不可遏而不惜“伏尸五步”,与独夫民贼以死相拼的时候。在得知柔石等五烈士牺牲的噩耗以后,他悲伤至深,头发直竖,双眼发红,像一头愤怒的狮子,在深夜里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他要拿出去发表,史沫特莱劝阻说这会招来国民党的镇压,鲁迅坚定地说:“中国总要有人出来说话!”当民权保障同盟的战友杨杏佛被刺后,鲁迅奋然冒险去参加追悼会,并把钥匙丢在家里,表示自己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作者：风轻扬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