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著名作家瓦尔加斯·略萨不久前到伊拉克进行采访。阿根廷「民族报」最近连续刊登了他写的系列报道，讲述他在战争结束后的伊拉克的所见所见闻和切身感受。现编译如下，以飨读者。

　　伊拉克生活在野蛮自由的时期

　　伊拉克现在算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了，但这种自由没有秩序，没有法律，简直是一片混乱，同时它也是一个危险的国家。这里没有海关和海关人员，美国负责伊拉克重建的最高行政长官布雷默主持的临时当局取消了所有的进口关税。到今年12月31日，外国各种商品可以毫无困难地涌入伊拉克，只有武器除外。

　　在伊拉克与约旦的边界上，一个守在那里的美国军官说，从那里平均每天有3000辆载各种商品的汽车进入伊拉克。在巴格达的卡拉达大道上，有无数的商店，商品摆到了街上，人行道变成了市场，出售各种工业品、食品和服装。这里也是各种盗版光盘和录相带的天堂。巴格达人最渴望购买的是抛物形天线，为的是想看到世界其他国家的电视节目，这在以前不可能的。在那些保守的人看来，对电视没有控制等于是让西方腐败的色情节目入侵。伊拉克人现在也能在因特网上漫游了，而这在萨达姆时代却是犯罪。在咖啡馆里，电子游戏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巴格达人尤其是年轻人对这种崭新的娱乐活动乐此不疲。

　　但是街头十分活跃的生意不像是现代的买卖，更像原始的以物易物交易。由于没有银行，更不用说支票和信用证了，一切都是现款交易。第纳尔已不值钱，1美元可以换1500第纳尔，买主购物要带着大量钞票，有时甚至用箱子装着。在任何时候你都可能被无处不在的“阿里巴巴们”欺骗或被偷。没有法官，也没有警察局可以报案。政府的部、邮局、电话和公共注册机构都还没有运转。一个公民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无章可循，一切都靠每个人的本性、大胆、精明和谨慎行事。结果是让人感到一种稀里糊涂的自由，人们得不到保护，心里发怵。

　　唯一的权威是那些坦克、卡车和装有机枪的地方以及街上步行的美国巡逻兵，他们带着步枪和机枪到处走，他们的战车的威力震憾着民房住宅。当你走近他们时，便会发现他们也不受保护，也像巴格达人一样感到害怕。对美国兵的袭击一天天增多，美国兵已经被打死几十人，300人受伤。他们和街上的人不能沟通，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背心，心情紧张，手指头总放在扳机上。我曾经4次企图和他们对话，他们中很多是青年学生，得到的回答很简单，像是一些没有信心的“山猫”。我的女儿莫加娜和一个站在坦克上的墨西哥籍士兵交谈过，他说出了心里话：“我不能再干了！我在这里3个月了，我忍受不了！每天我问自己在这里干些什么！今天上午他们打死了我的两个同伴。我看不到回去看我的妻子和女儿的时间，真该死！”

　　在巴格达流传着许多在街头巡逻的美国兵的故事，无疑多数是被夸张了或是传说而已。比如，他们对日益增多的袭击感到绝望，就闯进民宅，乱翻一气，借口是查找武器。事实上谁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在伊拉克的历史上现在的新闻自由是空前的，任何人不必申请许可就可以出版报纸和杂志，在巴格达现有上百份报纸。从4月份以来已经出现了70多个政党，有些党只有一个人。报纸上的新闻是互相矛盾的，说得很邪乎，让人对真正的形势摸不着头脑。

　　我去了萨德亚区阿尔阿尼先生的家，因为有人说他的邻居家里头一天晚上发生了暴力事件，还打死了几个人。事实是那里有5家住宅被抄。美军巡逻队破门而入，一个伊拉克人被打死。阿尔阿尼曾在英国住过3年，他曾是伊拉克农业部的一名技术员，现在他像所有的被推翻的前政府官员一样，临时当局辞退了他。美国兵把他们从独裁政权“解放”出来，他们很高兴。可是这是什么“解放”？没有工作，他认为让成千上万前政权的受害者又陷入贫困，这毫无道理。他上了年纪，剪着短发，孩子们用纸巾给他擦汗。他不时表示歉意，因为没有电，不能开电扇。以前他恨萨达姆和复兴社会党，现在他仇恨美国人。当我和他告别时，他向我指着他的汽车说，他不能把车开到街上去，怕被偷走，他也不敢开车出门，担心受到袭击把车给烧了。

　　伊拉克人有很深的反以色列情结，因为他们支持巴勒斯坦人。多年来前政府一直进行反以色列宣传，让人们记住以色列1981年的轰炸摧毁了伊拉克用法国技术正在建设的奥希拉克核电厂。战争结束后，传说犹太人的资本可能涌入伊拉克。路过瓦希克大道的埃卡尔旅馆时，两位伊拉克朋友指着像是关门的浅灰色旧楼对我说，犹太人已经买下这座楼，他们正在全城以拍卖价买房。几天以后有人告诉我说，以色列人从临时当局那里得到未来伊拉克旅游的垄断权，这像是瞎说，但是说话的人却深信不疑。

　　一天，我逛过穆塔纳维街的旧书店以后，在咖啡馆里喝咖啡时，看到邻街有许多教民被一批身穿黑色背心，戴着墨镜，背着步枪和机枪的卫队成员围起来，还有一位穿着高雅的先生，上衣口袋里放着彩色手绢。咖啡馆里的人悄声说，那是以色列的特使。实际上他是意大利的大使。几天以后，莫苏尔的逊尼派成员对那些向犹太人出售房产和土地的伊拉克人发出死亡威胁。

　　三次战争，12年的国际封锁，30多年的暴政统治，已把50年代还很有吸引力的巴格达变成世界上最难看的城市。萨达姆政权的战略中心，政府的部和国家机构，萨达姆和他的同伙的许多住处都因美国飞机准确的轰炸而成了废墟。到处可见被抢劫过的住宅、商店和楼房，有些被烧了，这都是美国军队进城后的那些日子里发生的事情。“阿里巴巴们”收拾行李，离开了城市，留下半个巴格达的房子没有屋顶，没有商品。

　　谁是抢劫犯呢？萨达姆为了庆祝他连选连任，去年10月15日打开监狱，把所有的刑事犯都放出来了，将多数政治犯枪杀。萨达姆放了多少犯人，有人说3万，有人说10万。费罗尼主教对我说，开始的时候因缺少自由的实践造成了灾难。美国人很快遇到了他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事情：普遍发生的暴力袭击。

　　对统治集团积累的仇恨也使那些过去掌权者的住宅和与政府有联系的地方受到破坏。工厂也同样遭劫。在巴格达和库尔达城有生意的阿尔加夫告诉我，巴格达最大的啤酒厂也被“阿里巴巴们”毫不留情地破坏了。这是一个合资工厂，他在那里有股份。厂里的机器被砸坏，还放火烧了。阿尔加夫肯定说，巴格达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受到破坏，一间也没有幸免。也许是因为伊拉克人被压抑和奴役了这么多年，当他们一下子突然感到绝对自由时，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爆发，一些人自由放任，野蛮地进行破坏，在巴格达人的心灵上留下血腥的创伤。

　　因为没有公共服务，街口没有交通警察，交通秩序一团混乱，堵车严重。每个人把车开到他想去的地方，交通事故层出不穷。汽油像是白送的，汽车加一箱油只用半个美元。我看到有一些人自发地出来帮助维持交通秩序，堵车时这些志愿者吹哨疏通车辆，拿着木棍为司机指示方向，情况才有所缓解。同样，在居民区里很不安全，居民们组成监督小组防备强盗，或者清扫街头堆积已久的垃圾。

　　最让巴格达居民头疼的事情是缺少电和自来水。这里经常停电，有些居民区里整天没电。气温总不低于40摄氏度，有时高达50度，居民们实在痛苦难熬。我在伊比利亚－欧洲基金会的西班牙朋友们那里住了一个星期，亲身感受到了伊拉克人3个月来所遭受的痛苦。这个基金会已将500吨食品、药品和一个净化水工厂运到了伊拉克。很多时候停电时间过长而无法做饭、洗澡，不能开电风扇，卧室像烤箱一样。我的房东干脆把床垫搬到花园去，宁可遇上蟑螂也不愿在屋里被窒息。

　　要使伊拉克这样一个最为腐败和多年专制统治的国家彻底改变，成为一个现代的繁荣和民主的国家，意志低沉是伊拉克人必须战胜的障碍之一。这是一个没有起码的自由经验的社会，内部充满对抗和对立。要在这个古代文明的摇篮重新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开放的共处制度，让2500万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最终过上有尊严的自由的生活，任重而道远。

　　对宗教的狂热使人怀疑未来

　　宗教领袖哈基姆63岁了，他在伊朗流亡了23年。他是伊拉克什叶派最高的宗教领袖之一，是个政治人物，他主持着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这个组织包括了伊拉克大多数什叶派穆斯林，这个派别占全国总人口的60％。人们举行盛大的游行欢迎他流亡归来。（8月29日哈基姆在纳杰夫清真寺被炸时遇难－译者注）

　　他满脸胳腮胡子的照片到处都是，贴在墙上、公共汽车上，尤其是什叶派清真寺的周围。他被公认为是什叶派最激进的领导人，很多人指责他接近伊朗的模式，称他主张建立一个原教旨主义的神权政治的政府，即由宗教领袖垄断的政府。但是对此他坚决否认：“伊拉克将不是伊朗和任何国家的抄本。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想法是在伊拉克应当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所有的部族和宗教都有自己的代表，但同时又尊重我们的同一性和历史。”

　　他皮肤白晰，眼睛明亮，胡子白了。他的穆斯林缠头布是黑色的，穿着灰色的长衫，显得庄重。他在什叶派的圣地纳杰夫城接待我。在这里1941年马奥马的女婿埃米尔（穆斯林国家的酋长）阿里被杀害，阿里是什叶派的精神领袖。哈基姆过着简朴的生活，他的组织的办公室设施也特别简陋，唯一的装饰品是一束塑料花，但是警卫森严。警卫和助手对我们仔细检查，让我们脱鞋，将照相机和录音机扣下，但在检查里面没有武器和爆炸物以后还给了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女人，为了陪同我，我的女儿莫加娜必须仔细打扮，好给我们拍照。当我告诉哈基姆这是我的女儿时，他没有看她，只是生硬地回答：“我有6个女儿”。

　　我不好意思问他有过几个妻子。按照可兰经的规定，什叶派的信徒可以有4个合法的妻子，第五个妻子则被称作“愉快的夫妻”。还规定信徒旅行时不带女眷，以免遭禁欲之苦，而这第五个妻子可能只是在旅行期间有效。在接受我的采访之前，这位宗教领袖在谈话中用平和的声调和手势猛烈攻击“联军”，但任何时候都没有直接提到美国人或英国人，但我很清楚他说的“联军”指谁。

　　他说，“‘解放’纯粹是一个借口。联军已经变成了占领军。布什和布莱尔作出许多承诺，但是他们没能履行。现在国内没有任何安全可言，我们的主权被剥夺了。他们把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可又不能找到这些武器。他们也未能抓到那位独裁者和他的同伙。如果让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可能已经抓到他了”。

　　哈基姆很少微笑。他说话时像是说教，如同预言家和奥林匹克的上帝。在他的身后，蹲着一个男子，眼睛一直盯着我，准备好如果我有什么可疑的行动，他会一下子扑过来。与哈基姆这么近，使人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哈基姆继续说，“战争并没有结束。人民的不满与日俱增，抵抗占领军的活动也多起来了，这对伊拉克的未来是很严重的事情。进行这种抵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没有履行承诺，我们的尊严受到屈辱。我指的是占领军。他们屠杀无辜的人，不能找到独裁政权时期真正有罪过的人。他们在检查中无耻地抢劫私人的住宅，把家里的钱拿走。除了抢劫，他们还对妇女施暴，这破坏了我国人民的尊严，让人愤怒”。

　　“在纳杰夫这里，我们已经举行过5次示威游行，抗议他们滥用权利。确实也发生了恐怖袭击活动和破坏，这是萨达姆的残余势力和复兴社会党人干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占领军的过错，因为他们不去有力地抓获萨达姆分子和复兴社会党人，反而解除我们人民力量的武装。因此，伊拉克人针对占领军的愤怒越来越强烈”。

　　纳杰夫在巴格达以南，开车只要两个小时就到。在纳杰夫的街上看到的只是枯噪无味的东西，十分吵闹，人们很穷，沙漠的尘土在空中到处飞扬，把所有的东西都染黄了。城里到处是泥土墙，墙上贴着黑色的讣告，人们把死去的亲人运到这座圣城埋葬，其中一些人是在反对占领军时牺牲的。没有人提到美国人，所有的信徒都拒绝“外国的特权”，同时咀咒萨达姆和复兴社会党。

　　在大批到清真寺的信徒中，对占领军的仇视和反美情绪非常明显。妇女们裹得严严实实。长衫和黑色的头巾从头到脚盖着，一些妇女还穿着黑色的长毛袜，有的还戴着手套，虽然在阴凉处气温也高达45摄氏度。在有埃米尔阿里墓的庄严的清真寺里外，信徒们挤得水泄不通。可以看出他们的眼神和表情是仇视美国人的。

　　我在巴格达什叶派主要的清真寺遇到的情况与纳杰夫大不相同。昨天我在那里受到亲切的接待，清真寺的负责人和我开玩笑说，他们需要给外国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让我们去揭穿他们的敌人指控什叶派是原教旨主义者的谎言。这种指控无疑是很不公正的，什叶派与库尔德人一起受过萨达姆的暴力迫害，萨达姆和周围的人都是逊尼派，一般说来，什叶派主要札根在更为原始的阶层，在农村和边远地区，逊尼派则主要来自城市，是比较有教养和社会地位高的阶层。什叶派总是被排斥在逊尼派垄断的权力之外。

　　在纳杰夫和邻近的城市喀尔巴拉我看到更多的穷人，没人保护他们。在埃米尔阿里清真寺，两名负责安全的人对我们（两个唯一的西方人）像凶神恶煞似的，他们宁愿我们呆在办公室里。在巴格达的一个清真寺，一位阿訇对我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会成为好兄弟。

　　请真寺里人很多，他们高举着死者的棺材走进很大的长方形院子，从埃米尔的陵墓周围走过。男人们互相推搡着，他们祈祷，大声喊着“阿拉”，一些人非常激动他们用嘴吻墙，用手摸墙、栏杆和门框，一些信徒大声哭泣，跪在地上，用额头碰地面。

　　在埃米尔陵墓的周围都是男人。妇女们在后面，神秘地与男人们保持着距离，他们是这个重大仪式上唯一的主角。翻译告诉我说，很多信徒是从很远的地方到这里来朝圣的，有一些人从波黑来，他们晚上就睡在地板上。这与天主教信徒朝圣的情况不同。天主教圣徒朝圣的中心整个是一个商业机器，毫无顾忌地盘剥旅游者。这里被贫困打击的人在呻吟和呼喊中祈祷，这很容易被有魅力的宗教领袖引导走向暴力。

　　喀尔巴拉有两个又大又漂亮的清真寺。房顶闪着金光，墙上有磁砖，地面是大理石的。可是由于那里的仇视气氛，我们被迫痛苦地离开了，没能仔细参观。我们在街上行走时，有一群人跟着，怀有敌意地看着我们，很冷淡。陪同我的3位巴格达朋友向他们解释我们不是美国人，是来朝圣的西班牙穆斯林，但好像没有说服他们。我们只好快点走开。看来共处的宽容和民主精神似乎离他们还很远。

　　会见快结束时，我问他阔别20多年后重回纳杰夫有什么感觉时，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回答说，“我感到既高兴又伤心。我高兴的是回到了朋友们中间，暴君被推翻了。我伤心的是在萨达姆统治的年代有200万人失踪了，还有那些挖出被拷打和谋杀的兄弟的埋人大坑，还因为伊拉克人民现在遭受的痛苦和困难”。他想让伊拉克将来和伊朗一样，但也知道伊拉克人尤其是美国人不会同意这样做。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现在放弃这一目标，支持宗教、政治和部族力量的代表组成的联合管理机构，什叶派在其中占多数。他严厉批评占领军，但至少在这个阶段会与联合的临时当局合作。

　　回到巴格达，我感到胸闷，脑海里不能摆脱在纳杰夫和喀尔巴拉被埋葬的妇女的形象，有些还是女孩子，她们被剥夺了起码和生活条件，身心不能得到健康发展，说明她们没有主权和自由。这是中世纪的残酷现象。看来在这个国家短时间内建立现代的有效的民主还只是一个幻想。

　　对被惩罚的文化的掠夺

　　在战争结束以后，巴格达被复仇情绪笼罩着。对文化的打击使这个国家雪上加霜。博物馆和大学被抢空了，人们责怪美国人为什么不阻止这场浩劫。萨达姆40年的独裁统治使伊拉克陷入蒙昧主义状态。

　　如果说对纳杰夫和喀尔巴拉的访问像是回到中世纪的伊拉克，那我在国立巴格达大学像是看到了伊拉克现代的和进步的文明。男女青年们在院子里和走廊里来回走动，教室里情况绝对正常。女孩子们没有化妆，多数人包着头巾。在巴格达唯一让人想起“一千零一夜”传说的是巴格达人的眼睛。

　　那天举行毕业典礼，一派节日气氛，很热闹。学生们激动地在花园里的树下照相，手里拿着花束。他们的老师站在中间。扩音器里传来欢乐的乐曲。一些男孩子在跳舞，或是扯着嗓子唱歌，女孩子们给他们鼓劲。

　　我到了语言系。它有近5000名学生，其中800人在西班牙语部。无疑他们有很好的老师。我听了几节课，参加了和男女学生的对话，他们对西班牙的任何事情都很好奇。相反，对拉丁美洲知道的很少。抢劫使这个地方遭受重大损失，但我没有提起这事，因为学生的情绪很好。

　　老师们刚收到4月份的工资，拖后了两个多月。由于形势动荡，以前他们每月只能领到相当于5美元的工资，海湾战争和国际封锁使教师的工资少得可怜。现在他们领到250美元，但是校长已经宣布下个月将减到165美元。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忽升忽降，也不知道这个脆弱的制度能维持多久，因为国家的经济处于混乱之中。唯一清楚的是伊拉克大学教师挣得很少，生活困难，因此很多教师去利比亚、约旦或阿联酋教书去了，因为那里工资高。

　　语言系的主任哈桑是一位俄罗斯语言文学的专家。他的办公室像是一个火炉，屋里几乎是空的，因为这所大学与其他大学一样，在萨达姆政权垮台以后被洗劫一空，写字台、电风扇、沙发椅、计算机、档案柜、书都被抢走了，墙被弄脏了，窗子没有玻璃，走廊和楼梯也搞坏了。更严重的是注册登记本、记分册和学生的档案都被烧了。

　　哈桑开玩笑说，“巴格达大学和其他机构一样，恢复到一种处女地位”。这股破坏大学的飓风如同塔梅兰的匈奴一样，那些“地狱的子孙们”在14世纪毁坏了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对创造了辉煌艺术和智慧的文明无动于衷。哈桑向我透露，巴格达大学将先走一步，实行民主办学。不久前大学里举行选举，系里52人投票，他以42票当选，继续当系主任。他对自己的合法任期感到自豪。他希望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很快在整个伊拉克推广，让伊拉克人掌握自己的命运，让伊拉克变成一个像西欧国家一样的自由民主国家。

　　我在和伊拉克人的数十次谈话中，没有发现一个伊拉克人对萨达姆的倒台表示遗憾，但对萨达姆垮台以后发生的那么多骇人听闻的抢劫犯罪的唾弃则是众口一词。抢劫使巴格达和和其他许多城市变成废墟，到处是一片瓦烁，使许多家庭一无所有，他们的住房、家具、衣服和藏在家里的钱都被抢走了，因为害怕银行没收他们的钱，这些人不敢在银行里存钱。

　　所有的人都在问，面对抢劫，“为什么美国人袖手旁观？”“为什么不阻止他们？”这还是一个没有回答的秘密。那时街上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兵，完全有能力从一开始就阻止这些发了疯的“阿里巴巴们”像饥饿的龙虾一样席卷巴格达和其他的城市。从那时起，伊拉克人对美国人原来的同情变成了失望和仇视。

　　复仇情绪如此强烈的原因之一是根据萨达姆的命令放出了那么多的刑事犯。他们在这个现今没有秩序和法律的国家里横行无忌。还有那些萨达姆时期的警察和官员也乘机捞一把，那些爱占便宜的公民也不放过机会，在暴力的混乱中发泄他们对旧政权的不满，向过去的一些仇人算老帐。他们在专制和暴政之下生活了35年，复仇情绪一旦爆发出来自然会造成破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准备细致和拥有完善的技术的占领军没有阻止复仇的发生，毫无反应。

　　教皇在伊拉克的代表费洛尼主教说，教皇反对这场战争，因为他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位曾在斯里兰卡和伊朗训练过如何对付混乱局势的主教对伊拉克发生的情况感到遗憾。“赢得战争很容易，但要管理和平就太难了”。

　　独裁政权破坏了一个40年前曾经达到很高文化水平的国家。那时它的医院和大学在中东是很现代化的，它的专业人员在世界上也是高水平的。在50年代巴格达的文化艺术水平让邻国嫉妒。萨达姆和复兴社会党破坏了这一切。医生、工程师、经济学家、教师和知识分子大量流散到世界各地，在邻国约旦就有很多这类伊拉克的精英。

　　一些普通老百姓曾对美国人给他们的“解放”抱有幻想，但在发生声势浩大的抢劫和感到人身没有安全之后，那种同情心理变成了反感和拒绝。有人解释说，这不是因为他们还喜欢萨达姆，而是因为他们仇视混乱状况，对生活中缺这少那很不满意。

　　费洛尼主教说，人们害怕被偷盗和袭击，害怕被绑架和施暴，得了一种真正的“精神病”。许多家庭不敢带孩子去学校，甚至不敢走出家门。没有警察，美国人要老百姓交出枪支，但是他们要留下来自卫。主教对在伊拉克出现现代民主的可能性并不乐观。这里的社会很紧张，人民完全没有政治经验，缺少民主的实践，无政府主义太强烈了，短时间内要在这里建立民主的进程不大可能，也许需要很长的时间。

　　伊拉克的朋友对我说，前外交部长阿齐兹是个天主教徒，曾是萨达姆的同伙。天主教徒中有很多人同情萨达姆是不奇怪的，包括天主教堂的一位负责人。但是费洛尼主教不赞同这种说法。他说，伊拉克的天主教徒约有100万人，占人口的5％，分为不同的派别。在萨达姆政权的头些年，他们是受到保护的，因为复兴社会党宣布自己是与宗教分离的，允许各种宗教信仰共存。但是海湾战争以后，政教分离就消失了。近年来发生过一些孤立的宗教暴力事件，2002年8月，70岁的修女莫奇被三个青年人杀害。费洛尼主教说，“天主教徒像所有的少数一样，他们对伊拉克出现一个保障宗教自由的民主制度很有兴趣。但是如果没有权威和坚定性这是不会实现的”。

　　库尔德人寻求忘记血腥的过去

　　在萨达姆的时代，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深受其害，加上内部斗争，始终不得安宁。现在他们渴望自由民主和尊重他们的自主权。因为害怕邻国土耳其，他们一致拒绝独立。

　　从巴格达往北到库尔德斯坦，风景、语言、文化以至城市的面貌都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乘坐的汽车在平坦和被太阳烤焦的沙漠上跑了4个小时，路上可见贝都因人的村庄，还有坦克和军用卡车。远处有山，我们在山区走了一个小时，靠近基尔库克便是石油产地。离开这座城市前往苏莱马尼亚，路面升高，山坡一片葱绿，有很多松树。小山谷里农民在劳动。谁也不说这里曾经发生过战争。

　　苏莱马尼亚的街道宽阔而干净，绿荫蔽日，街口有交通警察，女孩子穿西式服装，到处都有咖啡馆和麦当劳，房顶上布满了抛物形电视天线。不久前，美国在伊拉克的负责人布雷默到这里访问过。会见了两个库尔德“政府”之一的成员。在苏莱马尼亚的“政府”属于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党，另外一个“政府”在更北部的首府艾比尔，由库尔德斯坦民主党控制。这两个党严重对立，曾发生过暴力冲突。1994年在双方民众的冲突中有3000人丧生。

　　库尔德人近400万。在萨达姆时代他们是被政府残酷镇压的牺牲品，尤其是在1975年、1988年和1991年。库尔德人要求更多的自治权，或是拒绝政府强迫推行的库尔德村庄的阿拉伯化，即政府赶走和杀害本地人，迁来逊尼派阿拉伯人取代他们。1988年数千名库尔德人被毒气毒死，政府在灭绝库尔德人的活动中让整个村子消失，连孩子、妇女和老人也不放过。那年的3月份在阿拉哈4000多名库尔德人被化学武器杀害。

　　走在苏莱马尼亚的街头，人们说那一切已是遥远的历史。这里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美国人。但政府合作和关系部长阿斯卡里对我说，美国兵穿着当地人的便服，就在咖啡馆和餐馆里，与居民交谈。这里见到的唯一的士兵是当地的战士，他们穿着灯笼裤，裹着巴罗克式的缠头巾。

　　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后，西方盟国让库尔德斯坦地区实行完全自治，允许地方政府行使职能，建立萨达姆政权不能插手的专属区。库尔德人充分利用这12年的时间，实现了经济的进步和繁荣。这在历史上是库尔德人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政府。这里修建了许多商店，展销来自中东的商品。城里到处都有咖啡馆、餐馆和卖饮料的亭子，顾客盈门。

　　在这里没有一个库尔德人会对外国人说他们希望独立。所有的人都记取教训，他们渴望继续成为民主的和联邦的伊拉克的一部分，能保障他们的自治权。他们也担心“独立的库尔德斯坦”的想法在邻国土耳其得势，在那里1200万库尔德人与中央政府总是关系紧张。

　　过去库尔德爱国联盟是个马克斯主义政党，得到前苏联的援助。现在它拥护资本主义，是美英联军的盟友，与他们合作。正因为如此库尔德地区实际上没有被入侵。年轻的阿斯卡里和他的同事期望有人赶快投资重建这一地区，最紧迫的是立即建一座有400张床位的医院，为此政府已经准备了地皮和设计图，造价将不超过4000万美元。

　　阿斯卡里说，“我们库尔德人记起过去的教训。现在我们不再回忆过去独裁统治下人民的苦难，或是内部争吵的不幸，因为它给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多伤害。我们要工作，愿意合作，为建立民主自由的伊拉克作出贡献，使我们能够和所有其他的部族和平共处。12年来在这里什叶派、逊尼派、基督教徒和其他宗教以及土库曼人都共处得很好，大家都有绝对的自由，人人都有工作。我们的榜样是未来伊拉克应该做到的”。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的代表参加了临时管理委员会的工作。阿斯卡里认为，对伊拉克的和解来说，最重要的是工作。如果那些失业的人都开始工作和领到工资，伊斯兰的狂热就会大幅度减少。当他们游手好闲的时候，会一天5次去清真寺，在精神上成为那些预言家的俘虏。如果一个人工作8小时，加上来回在路上的时间和与家庭在一起，宗教就不能继续成为他们生活中唯一关心的事情。而是有别的同样重要的事情要做，不会再糊涂，而是接受现代的思想。

　　阿斯卡里认为，现在每天发生的针对美英联军士兵的袭击和伏击活动，不仅是过去萨达姆镇压机构的残余势力干的，而且也有基地组织从外国派来的恐怖分子，以及从邻国伊朗来的恐怖分子，他们受那个国家最保守的势力的支配。“他们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害怕建立一个民主的伊拉克。他们认为美国人迟早要走，决定在伊拉克的土地上进行战争”。但阿斯卡里相信一旦联合政府的机构在国内建立，伊拉克的当局会很快消灭恐怖主义的抵抗。他的理想是：一个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伊拉克，与世界结合在一起，从政治的和宗教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引进世界各地的资本开发本国的大量资源。在这里自由和法制保障共处，私人企业将是发展的发动机。企业家们已经开始工作，虽然目前还有许多困难，如资金不足，立法的空白，银行还没运转，国家也没有统一的货币。在库尔德斯坦这里，印有萨达姆头像的第纳尔不流通，而是使用在那之前发行的货币。事实上，经济的美元化是很迅速的。据说瑞士的银行家将在苏莱马尼亚开设一家银行。阿斯卡里说，资本总是流向投资能够获利、局势稳定和有吸引力的地方，“这里就有这两方面的条件”。

　　谈到两派库尔德人的政府是否会统一时，阿斯卡利承认，“我们正在合作共事，过去的磨擦和仇恨将逐步消除。联合的意愿是存在的，这只是时间问题”。

　　我完全相信他对我说的库尔德人要让土耳其安心的愿望，打消对库尔德斯坦独立的担心。土耳其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它绝不会容忍库尔德人的独立。阿斯卡里说，“在这方面我们是一致的，我们不为分裂而斗争，我们要成为尊重我们的权利的伊拉克的一部分”。

　　会见结束后，企业家阿杰夫带我去一个“天堂似的地方”。他绝对没有夸大。苏莱马尼亚周围都是山。其中一处山坡不陟，绿树成荫，在松树林间有一条现代化的公路通向山顶，从那里可以鸟瞰整个地区。山顶有花园、公园和一座座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别墅，微风吹来树腊的芳香，气候凉爽宜人。一些青年人在树下准备野餐，愉快地交谈或者唱歌。沿途有卖饮料的摊点和分散的住宅，景色很美。

　　第二天上午，我走访了市场和附近的街道。和人们的交谈给了我同一个感觉：尽管过去发生了那么多悲剧，眼前有许多困难，在这里事情正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人们抱着建设性的态度、希望和意愿，决心结束过去的耻辱。但是临行前一位库尔德青年悄声对我说，“不要天真，对这里发生的事情别认为都那么积极”。事实是计划作了许多，但还有一些问题要解决。库尔德地区原来互相仇恨的两个党能联合起来吗？现在的民主是相对的，腐败现象严重。在这里做生意必须向两个当权的党和他们的领导人付很高的酬金，其中一些官员这些年利用手中的职权富了，因为对政府没有任何实际的监督。

　　讲述萨达姆时代的恐惧

　　伊拉克一些民间组织收到了对萨达姆镇压反对派的暴行的揭露，诸如造成人员失踪、经常拷打和大规模处决反对派人士、镇压所有的部族和社会宗教阶层，特别是对库尔德人和什叶派。

　　奥莱维是一个37岁的伊拉克人，个子魁梧，穿着讲究。他的额头上有一条蛇形伤疤。每当看到桌上有一盘用菜豆做成的菜时，他就感到很不舒服，这是因为18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那时他是一个19岁的大学生。萨达姆政权的政治警察有一次到学校抓人时，他被逮捕，被带到巴格达安全总局。第二天上午，在开始审讯之前，警察开始拷打他。这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在一个狭窄昏暗的地下室，警察把他的双臂吊起来，像是对待一只兔子那样，让他流血。开始审讯时，他们用电棍刺激他，3个警察的小头目按动电钮，有节奏地给他放电，先从脚开始，然后上升至大腿，以至敏感的生殖器部位。整个上午他也不知道经历多少次。他闻到了从自己身上发出的肉皮烤焦难闻的气味。这些警察经常忘记他，只专心地去谈他们个人的事情或是无聊的问题。奥莱维被吊在空中，痛苦难忍，他很想死了算了，但是他做不到。中午有人给警察送来午饭：一盘还冒着热气的菜豆。

　　奥莱维至今还记得他当时闻到菜豆的味道，而3名警察争论警察局里哪个厨师做这道菜最好。而那个小头目出于职业意识，一边吃饭还一边按动电钮，奥莱维脑子里像经过闪电一样。从那时开始他不能看见菜豆，也不能闻菜豆的气味。

　　奥莱维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他还算有运气，从1987年到1995年他在格拉布监狱里呆了8年，由于政府颁布大赦令，他获得了自由。自从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他作为伊拉克的前政治犯，在自由俘虏协会里做志愿者的工作。这个组织在卡迪米亚区占很大一片房子，这里的大道靠提格里斯河边。在那些详和的年代，每天下午当夕阳染红天际时，巴格达人在睡觉以前，习惯到这里散步。

　　如今在这个地方到处贴着独裁年代失踪的数千人有照片的传单。有一些俘虏的形象脸部被硫酸烧伤。警察局保存着他们的资料，其中一部分人是在大火中失踪的。在独裁政权垮台后，自由俘虏协会立即开始工作，他们已在所有的警察局和其他的前镇压机构里收集到有关的文件资料。在协会的走道上、台阶上和房间里有很多人，志愿者们在临时安置的写字台上、木板上或中自己的膝盖上填写表格，整理名册，做卡片。他们接待所有来访的居民，多数是妇女，他们来这里要求帮助找到他们失踪的的父母、子女、兄弟，好像是一个强有力的黑社会组织使他们从人间蒸发掉了。

　　在伊拉克还有其他的人权组织在做类似的工作，但这个协会的规模最大，它在全国18个省设有分会，只有拉马迪省除外。它得到国际上的援助和临时联合当局的支持。它现在主要的职能是帮助亲属找到失踪者，向他们提供文件去打官司，要求政府补偿。协会有一批志愿者律师向失踪人员的家属提供咨询。律师巴希尔对我讲述了一些他接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件，比如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被枪杀了，他的父母是医生，反对萨达姆的统治。那些刽子手们让这对夫妇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杀害，然后再把他们处决，残忍至极。

　　这个协会的副主席告诉我，自从复兴社会党发动第一次政变起和1963年萨达姆上台以后至今，被杀害和失踪的伊拉克人估计大约在500至650万之间，这个数字占伊拉克人口的20％。“连希特勒也没有这样的纪录”。我听到的数字可能夸张些，但是人们从来看不到客观的统计材料，他们已经绝望，没有人能提供准确的资料。

　　萨达姆政权镇压打击所有的阶层、部族、社会阶级、宗教，尤其是对库尔德人和什叶派。受害者包括教师、作家和艺术家等知识分子，萨达姆虽然流亡时在开罗学过法律，但他对这些知识分子特别不信任。这个协会研究过1500个案子后得出的结论是，萨达姆政权曾经提出要消灭国内所有有文化教养的人。在被杀害和失踪的人员中，受过教育和有学位的人比例很高。

　　在萨达姆拥有绝对统治和人民被奴役的年代里，在灭绝行动中有的整个村子、居民区、家族和家庭失踪了，恐惧在全国蔓延。萨达姆出于某种紧张或杀人狂，决定以大屠杀作为预防性的惩戒措施。最近几个月陆续发现了埋葬死者的大坑，有的是全家人都被害。有很多次，集体屠杀有准确的目标，如使基库克石油地区全部阿拉伯化，通过集体屠杀用武力取缔那里的库尔德人，由逊尼派的人取代他们。1991年惩罚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也是这么干的。

　　在各个省，所有复兴社会党的党部都是拷打被捕者的地方，因为警察局没有足够的办事处。在拷打中常用电刑，有的挖出被捕者的眼睛和取下指甲，把他们吊起来直至脱臼，用硫酸烧他们，用瞧了酒精的棉花把他们的身子包起来，然后变成人体火炬。他们很少通知死者的家属，有时只告诉他们是患脑膜炎死的。

　　协会里有一位在图斯发生的大屠杀的目击者，他是公共汽车的司机。有一次警察征用他的公共汽车，开到各个村子去抓人，不久车上就坐满了人，很多是全家人都抓来了，包括老人和孩子。复兴社会党的人让他把车开到图斯城外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那里已经有几千人，是用卡车、面包车和公共汽车拉来的。警察和复兴社会党的成员立即开始挖一个像战壕一样长条的井。

　　这位目击者说，他是下午4点钟到那里的，在那里等了一夜。井挖好以后，警察和复兴社会党员带上防毒面具，用枪托或是开枪射击将混乱的人群往坑里推，同时往坑里扔毒气罐。天亮时，一切都结束了。杀人犯把司机打发走，警告他要谨慎。现在这个埋人坑已经找到，在伊拉克的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乱葬岗，有的坑里埋着四五千人，很多时候受害者是被活埋的。

　　现在发现的这些埋人坑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想证实刚结束的这段历史上的恐惧，同时想在遗体中找到他们失踪的亲人。有一对夫妇从4月份以来走遍全国，寻找他们12年前失踪的儿子的遗体。在卡迪米亚区一座简陋的木头房子里，我采访了这两位老人。老太太萨拉特病很重，她的女儿对我说，老人还抱着能找到儿子遗体的幻想。

　　老人说，“我在痛苦中熬过了35年”。她没有哭，由于绝望脸部表情冷淡。看不出她的年纪，全身裹着黑长衫，只露出脸部。两个小女儿陪着她，在会见中她们一句话不说，也不动，像是两个悲伤的雕像。房间很简陋，屋里很热，墙上挂着很多肖像画，从窗户可以看到提格里斯河。她说，“我不能喘息，只有祈祷，因为不幸一个接一个落到我们头上。小儿子是中学生，他在一个捐款资助埋葬同学的名单上签了字，有人把这个名单交给了警察局。结果名单上所有的孩子都被抓走，被指控参与阴谋活动，判了10年徒刑。一些人已经死在监狱里”。

　　老人的另一个孩子是军人，在与伊朗的8年战争中3次负伤。“他是一个英雄，不是吗？”有一天，他被逮捕了，有人揭发他想从陆军逃走。当时还没有死罪，但是要割去一只耳朵。家里人通过谣传知道这个情况，经多方向官方机构打听，但至今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不久之后，她的父亲被捕了。3年以后一个陌生人给家里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去”。这座监狱在巴格达城外，那里拷打和杀害政治犯是臭名昭著的。他们几个月里可以去探监一次，每次只是几分钟。6年以后，父亲被放出来了，当局没有对家属说什么，就像逮捕时那样神秘。

　　后来，在1991年什叶派起义期间，她的小兄弟失踪了。那次起义被政府血腥镇压。在与科威特的战争期间，他是一名士兵，有人在纳杰夫看见过他。以后再没有关于他的消息。当我告别萨拉特夫人时，心情沉重，不能安慰她，在我和她握手时，她惊讶地看着我。联合国一位女职员的谈话使我很沮丧，我今晚要做恶梦了。她介绍了一家杂志进行的关于4月9日以来在无政府状态下巴格达发生的强奸和拐卖妇女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公布，对这里的传统来说，这是人们忌讳的事情。在伊拉克社会妇女被强奸是奇耻大辱，会招人唾弃和仇恨，损害整个家庭的荣誉。她本人知道生命也就此结束了，不能结婚，在家里受讥讽和排挤。为了洗去耻辱，由家长或某个兄弟将其处

　　死是不少见的。而对这类“杀人犯”司法机构只给予象征性的惩罚，在监狱里关3－4个月就了事。这家杂志调查了25名受害的妇女，但她们均表示不会去揭露这种罪行，一则是因为现在没有警察或法庭受理这种申诉，二是她们不愿因暴露这种丑事而羞辱自己，她们也知道过去有的受害妇女揭发了也没有什么实际结果。她们只好掩盖发生的事情，把不幸归咎自己。

　　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美国负责伊拉克重建的最高行政长官布雷默相信在伊拉克有可能实现民主和自由，巴格达将变成为中东地区领先的城市。但他承认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他承诺在选举以后才离开伊拉克。

　　清晨5点至6点之间，黎明的第一缕曙光刚刚出现。布雷默大使离开他过夜的没有空调的房间，每天他在萨达姆原来的宫殿的花园里跑5公里，然后冲澡。他一天在办公室里呆15个小时，屋里有精美的水晶大吊灯，地板是大理石铺。

　　布雷默62岁了，但看起来更年轻一些。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曾在荷兰和挪威当过大使，是里根总统的无所任大使。他是处理危机和反对恐怖主义的专家，已退休10年，有自己私人的事业。布什总统打电话给他，交给他世界上最困难的任务：领导伊拉克的民主化和重建。他接受了，因为他历来相信公共服务，他的父亲曾教育他说，如果一个人有幸“诞生在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他在首先有义务去做总统要求的一切事情。此外，还因为他相信在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能够实现民主，它将影响周围的国家，使中东出现重大的变革。

　　他说话思路清晰和有连惯性，有时脱离一般担任公职的人平庸的套话，说一些令人有趣的事情。但他在热情地描绘伊拉克的前途时，却忘记了待客的规律，连一杯水也没有请我和我的女儿喝，我们渴得差点中暑。我们提前45分钟就到大门口。那里设有铁丝网和警卫的路障。一些士兵检查我们，不让我们穿过铁栏去远处布雷默的办公室。一位军官打电话给布雷默的新闻办公室，但没有人接电话，因为所有的职员都到机场去迎接施瓦辛格去了，他来这里和美国军队一起过美国的国庆节。

　　过了一个小时，会见才开始。几天以前，恐怖分子曾经想在国家博物馆暗杀布雷默，但被安全人员发现了，及时排除险情。布雷默说，1965年他曾在秘鲁度蜜月，他和他的夫人有幸参观过马丘比丘（印加帝国的古城遗址－译者注）。

　　对于当前的伊拉克形势，布雷默介绍说，已任命一个临时管理委员会，由25人组成，代表着所有的政治倾向、宗教和部族，有行政权力，将任命部长、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委员会，以便启动公共机构。委员会将参与制定预算和实施经济的私有化。但按照布雷默的说法，这只是一个“咨询的”机构。按照联合国特使德梅罗的建议，布雷默同意赋予临管会行政权力。根据布雷默的计划，这个多元化的管理委员会将依靠公民在所有领域的参与开展多方面的行动，在实践中推动民主化。由受尊敬和有能力的人士组成的制宪大会将划拟定一部民主的宪法，“保证自由、法制和妇女的权利”，然后由公民投票使宪法合法化。届时伊拉克将举行历史上第一次自由选举。随后布雷默和他的600名下属、14万美国士兵将离开伊拉克。

　　布雷默说，萨达姆用疯狂的军备开支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毁灭了伊拉克，现在市场经济和民主将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如果说李光耀在只有人力资源的新加坡能够做到这一点，可以想像在有丰富资源的伊拉克能做什么。我不只是想到石油，还有它的土地”。

　　布雷默强调，恐怖分子在街头伏击和袭击美国士兵，但这不能阻止美国在伊拉克推进民主化进程。这些恐怖分子分散行动，没有统一的领导。有些是萨达姆从监狱中放出来的罪犯，另外一些是前独裁政权的军人、共和国卫队的军官、前政治警察局的特工等等。基地组织和邻国伊朗政府也派人到伊拉克活动，因为它们害怕一个自由和民主的伊拉克。他们将被消灭，美英联军正在训练警察和地方民兵。只要抓住或打死萨达姆，很多伊拉克人就不再担心会受到报复。他多次重复说，“这是困难的，但是将会实现”。他认为决定性的不是建立机构和选举，而是日常采取的行动，看到这个国家虽然不安全，没有水电，但伊拉克人在行使自由。自4月份以来，已出版上百份报纸，成立了70多个政党。在很多乡村和居民区市政府也开始运作了。

　　布雷默承认，美国军队没有阻止巴格达发生的抢劫、偷盗、和纵火破坏了这座城市和成千上万的居民住宅，“这是我们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弥补这些损失要花大量的美元”。美国正在投资重建服务和基础设施。但是这个梦想要实现，美国或者联合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包括人力和财力。布雷默估计，老百姓手中有500万件武器。要很快平息伊拉克不同的抵抗组织对美英联军的破坏和袭击活动只是一个幻想，哪怕是抓住或打死了萨达姆。在很长的时期内，人员的损失和基础设施的破坏会增加，恢复经济和创造就业会很缓慢，目前70％的伊拉克人没有工作。

　　另一方面，宗教的因素对真正实现自由和男女平等会设置很大的障碍，也不可能很快建立民主制度。根据实际的观察，伊拉克的穆斯林信徒包括基督教徒对于妇女、言论自由或世俗国家都抱有偏见和抗拒的心理。宗教的政治的和部族的团体之间的敌意和相互排斥是根深蒂固的，而且现在不再受到压制。他们对在伊拉克建立一种民主制度要达成基本的一致，谈何容易。但无论如何，伊拉克人民已经开始行使他们过去不了解的自由，在新的秩序下逐步习惯它。第二天上午，我们穿越沙漠从巴格达去阿曼。再从那里坐飞机回欧洲。采访中和采访结束时我一直在想，布什和布莱尔所利用来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进行辩解的两个理由－在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政府与基地组织有组织上的联系－并没有证据，因此我原来反对美国单方面决定为了推翻萨达姆而对伊拉克动武的立场是正确的，现在继续有效。(管彦忠编译)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