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9月5日电最新一期《瞭望》周刊载文称，在中国，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不仅提出了源头治腐的基本思路，而且也把“终端治腐”纳入了重要日程。

　　而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则是“终端治腐”的一项重要措施。文章指出，1995年中办、国办联合颁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规定》实施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县（处）级以上国家公职人员家庭收入的透明度，强化了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经常性监督。但是从《规定》颁布八年来的实践看，其作用是很有限的。效果并不理想。文章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规定》本身存在较大缺陷：

　　之一：申报主体范围过窄

　　《规定》所指申报主体仅只是“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县（处）级以上（含县处级）领导干部”，“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而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超过2000万，县（处）级干部只是其中极少一部分。

　　之二：申报范围不周延

　　《规定》所列举的申报财产范围只是包括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从事咨询、讲学、写作、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企业单位负责人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等四个方面。同时，《规定》只界定为“收入申报”而不称“财产申报”，表明申报的只是申报主体个人的部分收入，而非全部收入，更非财产状况。上述4项申报范围，既没有包括申报主体收入的全部，比如继承的遗产、受赠、偶然所得以及从事证券、股票等风险投资所得收入，更没有包括申报主体财产的全部。仅仅申报个人的部分收入，而对家庭的全部财产不予申报，就不难理解《规定》为什么在执行过程中流于形式、形同虚设了。

　　之三：申报操作性设计不科学

　　《规定》所设计的只是一年申报两

　　次、半年申报一次的日常申报制度。从国外立法看，国家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一般设有初任申报、日常申报和离职申报三种制度。仅仅规定日常申报，而不规定初任申报与离职申报，其不足之处非常明显：不能将申报主体的财产状况自始至终置于监管之下。应该说，《规定》对申报种类单一的规定，客观上给申报者留下了太多的游移空间，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疏漏。

　　之四：受理机构缺乏权威性

　　《规定》所规定的是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负责接受本单位申报人的收入申报，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送相应的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显然，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是所属申报人收入申报的受理机构。组织、人事部门作为收入申报的受理机构，虽然具有方便、灵活、快捷、直接的优势，但却缺乏监督权威，具有随意性，很难真正承担起申报财产的稽核工作。而负有监督检查职能的党的纪检部门和行政监察部门并不受理申报，只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极大地降低了财产申报制度应有的功效。

　　之五：违反申报要求追究过轻

　　《规定》只是规定对申报人不申报或者不如实申报收入的，由所在党组织、行政部门或者纪检监察机关责令其申报、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党纪政纪处分，而没有规定法律责任。不难看出，对违反《规定》的申报人，主要采取批评教育为主、纪律处分为辅的责任制度。这种责任制度过于“理性”和“温柔”。而国外立法除对违反者规定了相应的纪律、行政处分外，还规定了严格的刑罚制裁措施等。

　　之六：该明确的未规定

　　《规定》对诸如申报资料的转送、申报资料是否公开等必须规定的问题没有规定。国外立法都规定了申报资料因公职人员的调任而予以转送的程序，以保证申报资料的连贯性。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资料是否公开也作了规定。我国财产申报制度对上述内容不加规定，一旦国家工作人员调任，其申报资料是否应该转送、如何转送申报人的新单位？财产申报资料是否可以公开？在何种程序上公开？如果规定不能公开，但若造成了申报人财产申报资料的公开，应该承担何种责任等等，都没有依据，形成立法上的空白，因而缺乏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