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同龄退休体现的并不是男女平等，女性早退休体现的是对女性的照顾。

　　我国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知识分子一般已经与男性同样年龄退休了。现在许多企事业单位，不到退休年龄的女同志只能领取下岗生活费，她们都盼着早点熬到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有少数人吵着闹着要把同年退休塞进妇女权益保障法，她们在代表谁的利益呢？她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人们常说要与国际接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不提国际惯例了呢？让我们看一下国际上是怎么规定的吧：以色列法律规定男女同龄退休；新加坡男女都是62岁退休，不过从55岁开始，薪金就减少了，因此很多人都选择提早退休。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资料，许多国家男女退休年龄是有差别的。如英国就是女性60岁、男性65岁退休的，绝大多数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女性也都是比男性早退休的。而且，早退休的趋势是一种广泛的现象。从1950年到1990年，除日本外所有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男女性平均退休年龄都下降了，平均减少了6.3岁。如果中国背道而驰的话，且不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与我国其他法律的衔接是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还要顾虑国际上会有人指责我们侵犯广大妇女的权益呢？我认为，主张同龄退休的只是广大妇女中的少数。妇女代表大会开成妇女精英代表大会绝对不是民主的进步。

　　在人们的选择空间日益扩大的今天，有真才实学的人都是愿意早点退休的。这样可以在享有基本保障的情况下，或者自己创业，或者谋求第二职业，比在单位吊着好多了。要求同龄退休的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不得不依附于体制的那样一些既得利益者，她们实际上舍不得的是放弃现在所拥有的地位。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当然不能让她们得逞。

　　与性骚扰和家庭暴力这两个问题一样，同龄退休也是“先进女性”提出来的，是她们感到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这种要求应该得到重视并想办法加以解决，不过最好不必启动立法程序加以解决。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不仅要考虑到照顾全国各地不同情况妇女的各种不同要求，而且要具有一定的预见性，以应付将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并保持稳定性，便于法律观念的宣传、普及。这就要求相当的抽象性，不能太具体。这又与可操作性存在矛盾，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加以解决。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就新情况下法律的适用做出的，应该具有判例法的地位，可以不必非得修订法律才能解决新问题。

　　以家庭暴力问题为例，婚姻法修改时，为反对家庭暴力，制定了第43条、45条及46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及时制止家庭暴力，并可对实施暴力者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可追究刑事责任；离婚时，受害方可请求损害赔偿。这些规定为反对家庭暴力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然而新婚姻法实施以来，家庭暴力现象仍十分严重。这就说明，寄望于必须有专门的法律条文乃至一部专门的法律的路子是行不通的。我们可能并不需要一部家庭问题法或者反家庭暴力法。

　　我们最迫切需要走出的误区是，不能幻想任何一部法律能够尽善尽美，不要陷入法律万能主义、惟法律主义或者法律烦琐主义。法律是人民保护自己权利的工具，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要让最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接受、掌握它，不能让它成为少数“讼棍”谋生的工具。依法办事、依法治国不是从法条出发的，而是从法理、法治精神出发的。我们需要的可能不是那么多名目繁多的法条，而是对那么几章法律条文的认真执行与高度尊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博士）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