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林

　　几个月前，武汉公汽女售票员李旭凤为保护200元票款，与3名持刀歹徒当街博斗10余分钟，在左右手大动脉神经被砍断的情况下，成功保住全部票款。医生对李旭凤的伤情有更详细的描述：双手大动脉、肌腱、神经均被破断，手腕局部骨折，两手臂均有刀穿伤，术后手掌功能可否恢复正常还是个未知数。

　　这是一起恶性抢劫杀人案，歹徒穷凶极恶，异常残忍，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身为普通售票员的李旭风，伤势严重，前途未卜，值得社会同情、声援及尽可能的实际帮助。

　　但这样一起事件也并非没有值得冷静思考的地方。虽然相对于传统的主流观念，这未免有些犯忌，甚至这样的思考很可能被斥之“懦夫”、“胆小鬼”，但思考一下绝无多少害处。

　　其一，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这一价值观能不能得到社会的根本确认？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200元票款与生命的价值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有人说，200元票款是公款，是国家财产，舍身保护国家财产就是见义勇为———见义勇为难道有错吗？这种长期濡染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其实质就是否定生命至高无上的价值。就本案而言，无论被抢的是公款还是私款，200元都不足以与宝贵的生命相权衡。作为受害者个人，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应该宁失票款，也要先求自保，因为金钱的损失毕竟可以弥补；作为单位或国家，在企业或国家财产与所属员工或公民均受到威胁之际，也应该宁失票款，而不愿人身受到残害，因为人的价值大于任何财产的价值，何况区区200元。

　　其二，我们常说的见义勇为之“义”，其实也有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义”有大小之分，“为”的代价也有轻重之别。所谓大“义”，应该是涉及到维护人的生命及生命的尊严，比如他人的生命处于危险境地，或遇女性遭遇凌辱之际，任何人都该挺身而出，施以援手，哪怕因此自己可能付出沉重甚至生命的代价。而保护200元票款，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义”，且明知羸弱之身不敌三个持刀的歹徒，还要拼着性命护款，这个仗“义”的代价就使“义”本身黯然失色。

　　其三，面对不法侵害的时候，抵御犯罪、保护自己，是不是只有一种不看对象、不顾情势的选择。从犯罪心理学来看，犯罪动机有显性的，比如本案预谋的就是抢劫，以抢到财物为目的；也有偶然触发的，因意外而激变出新的犯罪行为，如本案因受害人的拼死抵抗，就下毒手。面对无能抵御的暴力，放弃票款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与罪犯斗争的放弃、索回票款权利的放弃。我们要做的是事后及时报警，并尽力记住罪犯的相貌特征，留意甚至跟踪其去向，以协助公安机关迅速破案。

　　其四，对于职务责任，有条件的免责比无条件的履责不仅更符合人道精神，也更适于经济运行中的成本效益原则。工人的职责是完成计划生产任务，明知生产场所存在危及生命的可能，就应视为获得了免责条件，可以拒绝进入生产场地，暂时放弃生产任务职责。如因冒险履责而发生伤亡事故，一方面造成人的身心伤痛，另一方面其损失值也比生产任务产生的效益值大得多。作为公汽售票员的职责，正常情况下当然要保证票款的足额收取和上交，但面对持刀抢劫、性命不保时，就不应追究其放弃职责的选择。

　　以上议论或许过于敏感，甚至与主流话语的一般观念相抵牾。然而，只要讨论起来，就会有助于辨是非，明事理，知得失。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往往产生于思想观念的交锋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