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峨的三峡大坝高高耸立在峡江之上，在它面前，人会感觉自己很渺小，也能感觉自己很伟大。所以，前来参观的人们在仰首赞叹之余，往往又低头沉思，产生许多想法。

　　我产生的想法是，这样一项伟大的工程，却为它争论了40年，而且现在还有争论、今后也还会有争论，这到底好不好？

　　我思考的答案是：好，很好。我说好，不是说因为工程大就该这样慎重，更不是为争论时间长叫好。我说好，是因为在这场争论中真正实现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并且在争论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场争论可以说是我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范例，它体现出的民主原则、民主精神是很可宝贵的。从它身上，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最光明的一面，社会主义制度最富生机的一面，可以感到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很有前途、很有希望。我觉得在当今时代、当今社会，看到这一点、强调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

　　我认为三峡工程争论所体现的民主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纵观三峡工程“百年梦想，40年论证”的全过程，我们就可以把握它的民族之脉、民主之魂。中国共产党执政伊始就想到要干这件事，却并不是为了一党之利、一政之绩，也没有只顾一己之见，而是为公为民、开诚布公、民主协商、肝胆相照。

　　在新近发表的《李鹏日记》中，在所有关于三峡建设历史的记载中都写得明明白白，说这个伟大的设想首先是由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民国政府也动过这个念头，请美国专家萨凡奇来搞过勘测、提过方案。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国领袖毛泽东1953年就提出动议，决心把先行者的伟大设想和民族之梦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但他只是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用诗写出来，要大家充分讨论，做到“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实际上正是他老人家首先发动了这场历时数十年的大争论的。接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启动了论证决策的实际运作程序，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开工建设，要经过中国共产党四代人的继往开来、中华儿女几辈人承前启后，才能最终完成这项民族大业、圆这个跨世纪之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三峡工程进入实际运作之后，全国政协对这项工程极为关注，许多政协委员、民主党派的老同志拄着拐杖来到三峡，认真考察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这些建议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对保证正确决策起了很大作用。例如当时从工程建设角度考虑准备成立三峡省，后来就是听取了包括政协领导同志在内的不同意见而中止了筹备工作。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各民主党派的建言建策很多，也起了很大作用。三峡工程到底搞不搞、什么时候搞、搞多大、怎么搞，完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大家平等商量共同当家作主决定的。

　　第二，通过争论充分发扬民主，实现真正的民主决策。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召开听取意见的会议，就特地把两种观点的代表都请到场，耐心听他们“吵架”。于是形成了著名的“林、李之争”。到上世纪80年代，争论发展到更广的社会层面，人们对移民、生态、防洪等多方面提出质疑，国内外的意见汇编了厚厚8大本。中央又请了400多位中国著名专家学者参加，并且罗列了14个专题让大家讨论。

　　在这场大争论中，不但容许发表不同意见，而且大摆擂台，放手让对立两派平等地、自由地、长期地交锋。争论中夺席谈经者有之、当场辩论者有之、上书进谏者有之、大吵其架者亦有之。领导者不仅让对立面讲话，而且让对立面“作文”（毛泽东语），也就是公开发表言论、著书立说。争论不是拿路线和主义扣帽子（对这样的争论确实应该说不），而是求是、求真理。这体现出共产党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实事求是的真诚，也是执政者应有的开明气度。可以说，三峡工程就是在“吵吵嚷嚷”中干起来的，“吵吵嚷嚷”并没有影响稳定、影响团结、影响办事，也没有让外国人看笑话，相反却充分体现出民主决策的优越，“吵”出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工程。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说的，“如果没有争论，我们不知要走多大弯路，要受多大损失”。“我们是在不断的争论声中得到进步的”。

　　第三，在三峡工程的争论中正确地对待反对意见和“反对派”，表现出应有的民主境界。在这场争论中，不但有多数赞成派，而且有大名鼎鼎的反对派。反对派中有中共高级干部，赞成派中也有国民党元老。他们都同样受到应有的尊重，既没有受到压制，也没有因此而挨棍子、戴帽子。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不知有多少人因为在工作上提了反对意见而挨了批斗，连共和国元帅国防部长都被打下去了，却至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因为争论三峡工程而“犯错误”。“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是洋溢着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的，是不排斥对立面的参与的”。“人们不仅没有把反对派当另类，而且还认为反对派是优秀公民，是有头脑的、清醒的、有自主意识的公民”。我们对反对意见也如获至宝，囊括以用，即使是反对派甚至是顽固反对派，也被视为决策群体中的一员，也是对三峡工程作出了贡献，甚至有人提出向他们致敬！这样的民主气氛，这样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很让人感动的。

　　第四，在三峡工程的大争论中，领导人是严格按民主集中的原则办事的，没有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亲自主持参与了三峡工程的论证决策，但是，包括毛泽东主席在内，谁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搞一个人说了算，谁也没有对工程论证作过“最高指示”。包括在兴建葛洲坝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也只是说“赞成兴建此坝”，还特别强调规划设计要根据实际情况做修改。在整个论证决策中，党中央择善而从，最后决定也不是个人“拍板”，而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表决的。

　　三峡工程的大争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主作风的高境界，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高水平，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这项决策的正确，从而反映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共同愿望，集中了中国各民主党派、各派政治力量、各阶层人士的正确意见，采纳了多门类、多体系、多视角的专家学者的科学见解，体现了站起来并走向开放的全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因此，我们才得以造就这座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电力工程，得以造就这样一项名副其实的为民工程、强国工程、造福工程。这样的决策办法、这样的民主精神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发扬光大的。

　　我想，如果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中，在改革开放中、乃至在大政方针上，都能坚持按这样的精神原则办事，那该多好啊！应当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这样做，今天就更应该能这样做；在三峡工程上能这样做，在其它工程、其它方面也是能这样做的。倘若如此，我们就能减少许多失误，少走许多弯路，就能把三个代表思想真正落到实处。那将是国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

　　三峡工程是民主的丰碑，也是民主的雄辩。既然三峡工程圆了中华民族的梦，那么，社会主义高度民主就不要在梦中徘徊，而要大踏步走进我们的生活。在巍峨的三峡大坝前，我们赞叹，我们思考、我们期待。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