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波

　　现在，不少地方比如辽宁、河南、黑龙江的救助站门前冷落，流浪和乞讨人员并不“领情”。流动人口众多的广州一个月申请救助的也不过数百人。这是8月1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站挂牌以后，8月上旬和月底几家媒体的报道。

　　新华社8月14日消息在报道哈尔滨市救助站时用了“门庭冷落，乏人问津”几个字，令人注目和诧异。毕竟，一个月前，不少媒体（或者不少人士通过媒体）还在那里“忧心忡忡”：当心救助站人满为患，警惕有人混吃混喝，注意有人赖着不走。

　　事实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那种忧心忡忡纯粹是杞人忧天。无疑，我们在救助问题上看走了眼。为什么会看走眼？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可以一笑而过的话题。这个错误判断，说明我们对弱势群体还存在着很大的隔膜。

　　对城市流浪乞讨等弱势群体，我们认识里往往有一个预设，就是这些人见便宜就上，见空子就钻。于是，很多人主张要将救助的门坎提得高高的，不让一些人混吃混喝。然而，我们不知道，很多流浪和乞讨人员早已经习惯流浪和乞讨的自由生活，不愿意再过我们眼里所谓正常的生活。大连市两位了解救助制度的乞讨人员对《半岛晨报》记者说，他们不愿到救助站去，他们过惯了外面的“自由”生活。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自由”的标准。真是一种讽刺，我们还以为我们的生活比他们更自由、更高尚呢！

　　其实，我们并不仅与乞丐存在隔膜，对其他弱势群体也有隔膜，而且不仅仅现在才有，应该说是长期存在。

　　搞城镇化进程，利国利民，但是一些地方城镇化过于简单化，很多农民进了城却“无地可种、无班可上、无薪可领”，生活状况还不如进城以前；严格“低保”制度，防止有人冒领，初衷很好，但是一些地方规定，养狗的人、有手机的人不能领低保。结果一些应该享受低保的人和大款一起被堵在门外。这些都是典型的隔膜。

　　电影《卡拉是条狗》，男主人公老二是一个卑微的没人瞧得起的“小工人”，但他也养了一条狗，一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杂种狗。老二非常喜欢这条狗，这条叫卡拉的狗被警方没收时，他甚至愿意拿上千元去赎回它。卡拉是惟一拿正眼瞧他的“人”。卡拉是他惟一的尊严。

　　一个富人养狗和一个穷人养狗，形式一样，但是目的可能大相径庭。

　　隔膜是可怕的，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情感上的疏远，因为你仅仅是情感疏远倒还罢了，可怕之处在于“三贴近”变成了“三疏远”，决策失误，在“保护弱势群体”的初衷下反而损害了弱势群体的利益。

　　隔膜往往是双向的。农民对皇上的隔膜是：皇上准是天天吃“白馍蘸大蒜”，还不“得劲”死啊！皇上对农民的隔膜是：怎么会饿死呢，没粮食可以吃肉粥嘛！不过，总的看来，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隔膜的危害，似乎小于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隔膜。毕竟，相对而言，弱势群体没有多少决策权，或者说较少影响决策。以收容遣送制度和救助管理制度为例，这两个制度的起草和制定，那些被收容对象和救助对象，到底有多少发言权呢？

　　就像某些地方的“低保”政策一样，本来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结果却一定程度地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叫人惋惜。但是，隔膜一日不除，叫人惋惜之事还可能重复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