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钟昆

　　母亲的娘家在山西省泽州县河底村。姥姥生有五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中，母亲是老大。母亲年轻时，长得很漂亮。初嫁我家，到庙院看戏时，引起台下轰动。大家的眼神，一齐转向西边的看楼：“谁家的媳妇？”“不旦媳妇。”“不旦有福气！”

　　父亲是个农民，但肩挑八股绳跑过宁夏，眼界较宽，发家致富的意识很强。从外地回来，先开磨坊，后开缫丝坊、榨油坊，还和别人合伙开了一个小杂货铺。

　　母亲是他事业发展的贤内助，帮他抚育子女，操持家务，还帮他淘麦、磨面，制作蚕种，烘烤蚕茧，给送花生的客户准备饭菜、草料，为修房的木匠、小工安排餐饮。精打细算，操持运筹，把家里治理得井井有条。所以，我妈说：“这个家，一大半是我置的。”父亲慨然认账。

　　母亲热爱生活，她用修房剩下的半头砖，砌了一道花墙，栽了一排花，有鸡冠花、指甲花、吊金钟等等。花墙下是一个长方形的花池，池里种着月季、牡丹。花池北边，种了三棵树，一棵是石榴树，一棵是夹竹桃，一棵是无花果。三棵树摆成三角形，与花墙、花池组成了花园的格局。一年四季，姹紫嫣红，把个小院装点得颇有生气。邻居们看了说，这像故事上说的，画本上画的。他们也想移植几枝，于是母亲就在石榴树的枝桠上套个盆子，待长出根须后，就切下来送给邻居。

　　抗战刚胜利，根据地的日子相当困难，政府继续发动大生产运动。母亲和民办教师兼木工李再芳，琢磨着做了几套织机和纺车。由母亲和姐姐带头，办起了家庭纺织场。母亲是总调度，每天用多少花，打多少浆，谁管纺织，谁管上浆，谁管兜线……全靠她指挥。

　　解放战争初期，母亲积极参加“支前”活动。她做的军鞋，里里外外是新布。纳的鞋底针脚细密。送到村政府后，干部们都说：“河底婶婶做的，没错。”

　　1949年初，我到了太岳新华日报社，家里成了“干属”，母亲在军干烈属里也是先进。她响应政府号召，第一批参加互助组、合作社，带头破除迷信，讲究卫生。她虽然没有文化，但不信邪魔歪道，不求神拜佛。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墙壁上半截雪白，下半截银灰。院里也侍弄得像花园。上级检查卫生来了，村干部总是说：“去，去，先带他们到圈外河底婶家里看看。”

　　母亲心地善良，怜贫惜弱。我院的南屋婶婶，一家三口，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不断给她家接济粮食、细糠，帮她度过了民国三十二年那场饿殍遍野的大饥荒。左邻右舍向母亲借米、借面、借盐、借小杂豆等，母亲从来没有拒绝过。邻居借东西的时候总要说：“河底婶，有了就还你。”母亲也总是说：“乡里乡亲的，吃了就是了，还什么？”新中国成立初期，村里不断有工作队来。吃饭时候，村干部总把他们引来我家吃饭。他们认为，河底婶家里干净，饭也做得好。

　　1950年，我调到山西省政府工作。那时，交通十分不便，从晋城到太原，要骑毛驴，坐木炭汽车，坐闷罐火车，一路倒车多次。路经太行山，山高沟深，一不小心，就有坠入深沟的危险。她一个小脚妇女，竟千里迢迢，找到太原，找到省政府，真不知有多艰难。儿子在她心里，占有多大的分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每年回家探母，妈妈总要提醒我：“入乡随俗，村里人现在正在扫雪，你该参加。”“今天黑夜开会，你去听一听好。”“见了门前里外的人，要给人家敬烟。”“三元叔叔常给咱家担水，你去给人家送点蛋糕，说声谢谢。”

　　那时候，乡村的生活很清苦，而我是供给制，一年寄不回几个钱，寄回了她也舍不得花。我劝她到太原，和我们一起过，她不愿离开故土。我对新闻工作很投入，但对母亲关照太少，生活医疗，全靠妹妹妹夫。

　　后来我感到于心有愧，就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一天，她对我说，她看院子里的鸡鸭，过去还能看清，现在模糊了。中午该睡一会，她也显得坐立不安。我没有引起注意。

　　午后，她觉得手脚不灵，我赶快请大夫。大夫看了后说：“你叫迟了，脑血栓形成了。”此后，她便半身不遂。后来又加上煤气中毒，昏迷不醒。我在她身边，一直看到咽下最后一口气。那种生离死别的情景，至今闭目难忘。

　　我劳累终生的母亲，我饱经忧患的母亲，我智慧安详的母亲，终于离我而去了。

　　母亲，我欠你的债太多了，这是用什么办法也无法补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