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英年

　　苏联自成立之日起，便只向世界各国宣传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不让外国知道国内发生的有损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的事，担心把国内的真实情况泄露到国外去。苏联公民凡自行在国外出书或发表文章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这就使外国人不可能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真正看清苏联体制的恐怕只有陈独秀。这也同他当了四届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并跟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打过多年交道有关。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著名作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憎恨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和不公正的现象，渴望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自由社会。他在别的国家里找不到这样的社会，便把全部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35他怀着朝圣者的虔诚来到红色麦加———苏联首都莫斯科。

　　罗兰夫妇是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的，在苏联逗留了五个星期。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阿罗塞夫长途跋涉到华沙迎接，在大剧院看芭蕾舞时把他们安排在过去沙皇专用的包厢里。从接待的规格上看，真正的邀请者倒像是斯大林，他是希望罗兰为苏联说好话。他使罗兰无法接触普通老百姓，只让他看苏联想让他看的。但罗兰以他敏锐的目光看出苏联的许多问题。参加莫斯科红场劳动青年体育节后，罗兰在日记里写道：“我无法在两个斯大林之间找到共同点———前天在克里姆林宫同我交谈的斯大林和像罗马皇帝那样花了六小时欣赏自己的封神仪式的斯大林。一排又一排巨大的斯大林肖像在人们的头顶上晃动。飞机在空中画出领袖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无数群众在列宁墓前唱起歌颂斯大林的赞歌。”在附记中，他说得更明确了：“我最后一次同高尔基谈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当时说的是否是斯大林：一些作家向某些政治家阿谀奉承，千方百计地寻求他们的庇护，看起来让人恶心。高尔基对此表露出鄙夷和愤慨。我认为他所说的大概就是斯大林。打开任何一份苏联报纸，阅读共产国际会议上的任何一篇演说辞（以及在任何政治的或非政治的集会上的讲演稿在任何文化、医学、体育、艺术会议上的讲演稿），都充满对斯大林的赞美。”罗兰看出斯大林有意制造人民对他的崇拜，以此强化人民对他的忠诚，并指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手段。罗兰深知个人崇拜是极集权体制的产物，镇压则是巩固这种体制的手段，但怀疑靠镇压来维持的体制能存在多久！斯大林接见罗兰时，罗兰说他对苏联颁布的惩处12岁以上儿童的法律不理解，斯大林回答道：“我们应该通过这项镇压性的法律，以死刑来威胁12岁以上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者。”斯大林的话引起罗兰的反感。他们两人后来虽然还见过一面，但已无话可谈了。罗兰接触过不少苏联高层人士，对布哈林的印象最好，称赞他思想敏锐，心胸开阔，没有庸俗气味。罗兰看出了高尔基内心的痛苦：“老熊被封住了嘴。不幸的老熊，荣誉缠身，备受敬重，但在内心深处对所有的利益都不感兴趣。他宁愿用这些利益换取昔日流浪汉的独立。痛苦、思乡和遗憾沉重地压在他心头上。”

　　罗兰感到人民对政权的不满，但他对苏联现实的了解远不如另一位法国作家纪德。纪德比罗兰晚一年访问苏联，同样怀着朝圣的心情。他没有被封闭起来，接触到现实，从而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纪德对斯大林的批评比罗兰尖锐得多。他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并非无产者的共同专政，也不是苏维埃的专政，而是独夫的专政。斯大林什么时候都是对的，不可能不对。

　　1937年纪德发表了《从苏联归来》，苏联发动欧洲的左翼作家对纪德群起而攻击之，罗兰大概不想充当苏联攻击的靶子，也参加了对纪德的围攻，尽管他心里对苏联的看法同纪德没有多少区别。罗兰1938年12月写后记的时候，同他交谈过的人或者接待过他的人大都被处决了。他对苏联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罗兰决定50年后发表日记，也是希望他的看法得到实践的检验。1991年苏联的解体验证了罗兰的看法，我们不能不佩服罗兰见微知著的观察力。

　　（法文译本《莫斯科日记》，罗曼·罗兰著，袁俊生译，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