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产物。改革开放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深刻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基础，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这一理论的科学性，深刻认识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更加自觉地运用这一理论指导全党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13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全面性，这就决定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是整体性的。胡锦涛同志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当时，摆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面前的，就是一个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如何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前进的历史性课题。邓小平同志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政治交待，既强调了“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又强调“这个党该抓了”。也就是说，无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客体方面，还是在领导这个伟大事业的主体方面，都必须回答时代的挑战。遵循这一嘱托，13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不仅战胜了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祖国统一以及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政治风险，成功地抵御亚洲金融风波对我国的严重冲击，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战胜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13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成为全党理论创新的总概括。

　　13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开拓性、探索性，这就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很强的创新性。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伴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13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涉及的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党的自身建设，从深度上讲，都是前所未有的。就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言，从江泽民同志1989年9月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到1997年提出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并经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把依法治国作为一个根本方针确立起来，如今我们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13年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所经历的变革实在是太深刻了。因此，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要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其中，理论创新是前提，是关键。要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其他创新。新的实践呼唤着新的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鲜明的创新品格，这首先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崭新实践的开拓性、探索性所决定的。

　　13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也是尊重群众创造，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群众参与的伟大事业，13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主体是群众，是广大党员和干部。胡锦涛同志指出：“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既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过程，也是实践群众路线的过程。江泽民同志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加以抽象和升华，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养分。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要求“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等新思想、新论断都是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深刻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在充分吸取思想理论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正因为这些思想的提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因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3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很高的自觉性，这就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具有很强的理论性。13年来的实践不是一种盲目的实践，而是一种有着明确的实践目的、明确的理论指导，并在实践中自觉总结经验、摸索规律的实践过程，因而是一种自觉的实践、能动的实践。胡锦涛同志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江泽民同志为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作了大量的工作，推动在全党兴起了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在全党普遍开展的“三讲”教育中，江泽民同志系统思考和总结了10年来的工作实践和基本经验，为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总结13年来的基本经验奠定了基础。而党的十六大总结的13年的基本经验，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执政党建设乃至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随着实践的深入一步步深化了。因而，“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正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自觉实践，努力探索，不断总结，并逐步通过量的积累而达到质的飞跃的历史过程。

　　13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继承性、连续性，这就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13年来的伟大探索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过程，它既是对150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实践经验及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我们党80多年来历史经验的抽象和升华，更是对邓小平同志开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统一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可以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承载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为寻求自身解放而进行的不懈斗争，特别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尽探索和艰辛实践。正因为它有着极其丰厚的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基础，因而才厚积薄发，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表现出我们党在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上达到的新高度，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13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开放性，它不囿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实践，而是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及各国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这就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有现实实践的基础，更有历史实践的支撑，不仅有直接实践基础上的认识升华，也有间接实践基础上的深刻思考，蕴含了极为丰厚的历史经验。江泽民同志要求全党要正确认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特别要注重总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从号称“百年老店”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丧失政权，到中外历史上古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兴衰，以及秦王朝、隋王朝的二世而亡，号称“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的封建王朝由辉煌走向没落等，都在江泽民同志理论思考的视野之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眼于未来新的实践与发展，认为实践是没有止境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是一个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而又永远没有完结的历史过程和认识过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指导新的实践，形成新的认识，实现认识上的不断飞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的、前进的。它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充满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必将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执笔：黄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