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医患之间的关系都是“一边倒”，即一旦有病去就医，你的病就由医生说了算，打针、吃药、做手术任凭医生“处置”，有时想问个明白，一是担心自己不懂、问出一些外行话来惹恼了医生，对治病没有好处；二是只要能快些治好病，至于说怎么治就全听医生的了，自己知道与否不重要。

　　以上两点证明，患者先将自己对病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剥夺了，一旦治疗过程中出现一些特殊和意外情况，就显得很被动，大多时候是哑巴亏自己吃了。如果，患者事先对自己的病情及治疗过程和方法以及这之后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有充分的了解，一旦出了问题也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自然解决问题也就不会那么茫然，也就是说不再完全是被动的一方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与国际接轨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在去年国家卫生部出台的一些法规中有一条是从去年9月1日起实行的做手术由患者本人签字。新的法规实行一年了，医患双方的反映如何呢？

　　两天内，记者深入到市内的三家医院，就此事分别采访了相关人士，得出的总结论是：新法规让医患双方都增强了自我保护意识，双方都是受益者。

　　金凤斌　工作量大了，但压力变成了动力

　　金凤斌是市妇婴医院妇科副主任，说到去年9月1日开始实行的手术由患者本人签字，或许在临床上体会深刻，她的话就滔滔不绝。

　　据她说在此法规实行之前，给病人做手术大多都是家属签字就行了，新法规实行后，医院制定了“手术知情同意书”，患者、家属及医生都要签字。妇科手术患者自己签字达到了95％以上，其余5％是属于急诊，即患者处于昏迷状态无法向本人交代及部分恶性肿瘤的患者，自己不能签字的，可以授权家属签字，只要填写“授权委托书”即可。

　　她的明显感觉是新法规让医护人员的工作除了治病救人外增加了做思想工作这一项。她说，新法规是让病人有知情权和选择权，也就是说医生不能向病人隐瞒病情，但有些话又不能说得过于直白和生硬，既让他们了解病情和治疗的方式方法，又不能让他们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因为这样对治疗不利。于是，从病人住院开始，他们就进行观察，发现心态比较好承受能力比较强的，医护人员交待病情的时候，话就可以说得透彻些，否则，先征求家属的意见，然后再与家属“里应外合”，让病人间接地了解病情。

　　这样一来，医护人员在工作量加大的同时，感觉压力也更大了，但她说在工作中压力变成了动力，因为怕出问题就尽量将所有问题防患于未然，这只能使得大家的工作更努力。

　　对于患者，在充分了解自己的病情后，对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问题也有了清晰的认识，一是能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使身体早日康复，另外，一旦出了问题，自己不至于被动，增强了自我保护意识。

　　当然，全按法规的要求“一刀切”，有时也很难，有的患者签完字上了手术台，但打开后除了切掉原来要切的器官，计划外的器官也需要切除，本人处于麻醉中，医生只好临时找其家属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同意后再继续手术，赶上有的家属不同意或比较刁蛮，医生就很为难，对治疗也很不利。

　　据该院医务科谭凤美科长介绍：本院儿科需要手术的100％是家长或家属签字，产科也能达到100％产妇自己签字。由于新法规的实行使医患双方同时增加了自我保护意识，医生增加了服务观念，患者对自己的病情有了深层了解，透明度高了，医疗纠纷反而减少了。

　　张春阳　有了知情权却少了人情味

　　张春阳是锦医附属一院外科系的主任、教授和研究生导师。他告诉记者，他们科平均每天做大约20例手术，手术前患者本人签字的占一半，另一半是昏迷、休克和小儿等一些无行为能力的和恶性肿瘤的患者不能自己签字。

　　他的话很直截了当，对于肿瘤患者来说，精神状态的好坏很重要，在不知自己得了癌症的情况下，手术后他或许可以活几年，一旦知情后，他的精神崩溃了，恐怕半年也活不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患者对自己的病情有了知情权还不如没有。

　　所以，对待恶性肿瘤的患者，一般都是灵活掌握，事先自己已经知道得了癌症的，而心态又比较好的，就坦诚地向他们说明一切，这样的，就可以让他们自己签字，否则也是征求家属的意见，然后采取委托书制度。

　　总之，他感觉新的法规确实是达到了与国际接轨的标准，但相对某些人来讲，人情味少一些。

　　郑彬　同样是签字，与以前分量不一样了

　　郑彬是市中心医院普外二科主任，他们科一年大约要做500例手术，每年的三至五月和十至十二月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原来给病人做手术前，是医生用手写一张单子，对手术可能会出现的意外情况写上，然后由双方签字，患者方大多是家属签字即可。大约从2000年开始，大部分科室的手术预约单就是复写的了，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然后各执一份。从去年9月1日开始，特殊情况不能签字的由家属签字，肿瘤患者几乎没有自己签的，因为家属不同意。

　　作为医生，郑主任觉得：新法规对医患双方都有益。患者如果能明白医疗过程以及术后的注意事项，不仅获得了自己对病情的知情权，而且对身体康复无疑是有益的；同时，新法规对医生的利益也起到了保护作用，在病人手术前把在手术时可能发生的风险及意外尽量考虑周全并向病人及家属交代清除，双方达成共识，一旦出现问题，就不会太被动，或者更确切地说蒙受不白之冤的比例相对减少，工作起来，心情比较轻松和愉快。同时，这也能增加医护人员的服务理念，反过来受益的还是患者。

　　市民　支持的多，反对的少

　　在采访中，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不同年龄段的人，他们的看法各异。

　　一位40岁先生的观点是，无论得了啥病，都希望医生据实相告，一是捍卫了自己的知情权，二是能使自己更好地在有限时间内完成未了的心愿，这样，一旦撒手而去，也没啥遗憾了。一位女士，父亲死于癌症，刚被查出病来的时候，家里人都瞒着，不让本人知道，本打算在临终前让他知道自己得的是啥病，但没想到，忽然有一天，父亲病情加重，不省人事，想告诉他也没有机会了，尽管父亲去世几年了，但一想起此事，还后悔当初没及时说出真相，以至于父亲一直都不知自己死于啥病。一位60多岁的老人也认为年龄大的人应该让他知道真相，即使得了绝症，一把年纪了也够本了。只有一位老太太，她不主张知道病情真相，怕经受不住打击。

　　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人们总会要有个适应过程，而适应的过程也正是完善的过程，只要是大家都受益的事情，人们就没有理由不从善如流。

　　（感谢李美环、冯凌燕、余健男、回杰在采访中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