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学而优书店，另外咖啡馆。

　　这是缘影会的一次例行活动，也是《三元里》的首映式。

　　这是一间整洁的观影室。欧宁与曹斐在前边调试机器。大家等着，有人小声说话，可是不吵闹。作为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紧急地带”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元里》刚刚从威尼斯回来。

　　看完后，十来位主创人员坐在台前，开始了与观众的交流。欧宁一如既往地从容清晰，曹斐穿着黑T恤，脚上是一双明黄色的平底鞋，他们的长处，在于创造力与行动力的结合。

　　一个半小时的交流，达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其中的关键词，是“纪录片”与“全球化”，事实上，它也指涉了这个影片的内外两个方向的存在意义：一方面，它达成了怎样的展现，另一方面，它达成了怎样的沟通。

　　问：为什么这个纪录片用黑白影像？

　　答：这个一方面是客观条件造成的，我们用的是几台机器，不统一，也都不太好，到后期合成在一起时，色比色调有很大差距，因此就都调成黑白了———去除彩色后，质感要更好一些。另一方面，我们推崇早期纪录片大师如维尔托夫、尹文思等人的作品，在30年代城市生长的时期，他们用手中的摄像机所进行的真诚的记录是非常动人的，我们的影片，也是用这种方法来拍摄的一个散文诗式的城市纪录片。这部黑白的《三元里》，也是对纪录传统的一个回归。

　　问：这部影片没有对白，文字说明也很少，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答：我们反对论证式的纪录片，将论证的工作，用出版物来完成。而且这个片子是威尼斯双年展的参展片，与“视觉艺术展”的主题要有所联系。片子是印象式的，诗歌式的，在类型上不能说有多么大的创新，但它适合艺术大展这种形式。

　　问：《三元里》刚刚从威尼斯回来，请问欧洲人是怎么看这个片子的，我个人觉得，它不是非常的“民间”。

　　答：在威尼斯展场，许多人表示喜欢这个片子，觉得“挺好的”，但他们并没有深入地说出理由来。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视它在本土反应的原因之一。至于“民间”色彩，我更喜欢用的一个词是“独立”，也就是几个人没有酬劳，出于兴趣走在一起，不去迎合策展人、西方观众，也不去迎合中国观众的种种想像，而只说出我们自己的观察所带来的结论。“民间”并不一定意味着激进。

　　问：中国影片在国际影展上，通常会被认为取材或者手法有“迎合”西方文化想像之嫌，你是怎么看待这一点的？

　　答：将东西方二分，并将具体的作品嵌合到“迎合……想像”的模式中去的说法，实际上已经过时了。我们在实践的，是在一个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对话，西方寻找传奇性“他者”的观念正在被颠覆，我们希望自身能行理性的思考，真切的表达，同时在国际舞台上，寻找到了解与沟通的可能。

　　问：在这个影片中，音乐非常完美，请问你们是如何做到的？

　　答：做音乐的李劲松的创作是与拍摄同时进行的。他原来做的是概念性很强、观念相当前卫的音乐，我们在不断的沟通中，确定音乐的基调与风格，反复修改，使之能与影像融为一体。在影片中，还用了大量的快慢镜，让城市化运动的速度与密度，从节奏中得到体现。最后的那段木吉他唱的民谣风格的《三元里》，是欧宁的诗歌旧作，这个影像作品的拍摄是最近的事情，但创作人员的感受与思考都有了相当长时间的积淀。

　　问：关于DV拍摄，摄影师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吗？

　　答：要尽量运用手上的机器，了解它的全部性能。镜头稳，不乱晃，明确内容，向前推进。技术是重要的，不同的机器会带来不同的空间与形式。技术也不是最重要的，观念引导着技术。最后，要像用口用笔一样用你的摄影机。

　　问：对“纪录片”你是怎么看的？

　　答：刚才有观众对这个片子是“纪录片”提出了怀疑。事实上，纪录片的宽泛定义应当是“非虚构作品”，素材直接来源于现实。它有各种形式，而定义的内涵与外延还处于不断的扩展之中。在影片中的笑脸与合影，表达的是我们的感受与态度。对被拍摄对象，我们所有的，是认同与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