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宁波北仑区检察院将1998年以来曾因行贿判刑或已查实行贿的建筑领域行贿人资料汇编成册，并将其中情节严重的划入“黑名单”，据此向全区工程招标业主单位提供“诚信咨询”，从而使“黑名单”上具有行贿污点的建筑商，在工程投标中被低评甚至取消投标资格。

　　腐败是怎么完成的？仅仅是贪官的事？不仅错，而且是大错特错。我历来就认为，贪官（受贿）和不法商人（行贿）是一顆藤上的两顆毒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是贪官主动方（受贿）、不法商人（行贿）被动方，有时则是不法商人（行贿）主动方、贪官（受贿）被动方，谁都离不开谁，从理论上来说，要彻底地反腐败就得贪官（受贿）和不法商人（行贿）一起反。若是要问上世纪50年代的反腐败为什么那么彻底？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既反贪官（“五反”运动）又反不法商人（“三反”运动）；若是要问当今的反腐败有什么重大“缺陷”？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当今的反腐败出现了一种“只重视反贪官，不重视反不法商人（行贿）的倾向”。所以，行贿者不仅源源不断，而且花样翻新、手段毒辣，意志不坚定的腐败者一不留神就掉进不法旁人设计好的陷阱中去（这样说决不是为贪官鸣寃叫曲）。

　　北仑区检察院为什么要搞“�名单”？依我看，就是它“无力”改变当今社会出现的“只重视反贪官，不重视反不法商人（行贿）的倾向”（北仑区检察院的领导是这样说的：我们北仑检察院一年受贿案侦破起诉二、三十起，可是行贿案，多年来没有一起成立。为什么？一方面为了鼓励行贿人供认受贿人，司法部门对行贿者往往是坦白从宽；另一方面现行刑法规定，行贿罪必须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才成立，你说他为了公司拿到工程去行贿算不算“不正当利益”？很难界定。经常是检察院查实了，行贿人自己也认了，可起诉到法院就是判不下来。长此以往，行贿越来越有恃无恐。），然而又极不滿意不法商人的行贿现象，于是从自己的实践中“创造”出这一制度来，所以，从本质来说，它是鉴于当下的“国情”而被“逼”出来的无奈的、然而对当今反腐败的确管用的一种制度。

　　只有当我们弄凊了这一制度出现的整个社会大背景之后，我们才会真正认识到这一“�名单”制度出现的必要性、合理性，才会不至导入求全责备甚至是非不分的说三道四之中。

　　“�名单”制度是检察院的“越权”吗？法学家游伟（华东政法学院教授）责问说：“对行贿‘黑名单’的做法，我认为出发点是好的，但检察院并不具有包括这样一种的处罚权，国家公共机构超越法定范围的权力扩大，就是一种‘良性违宪’。法律的完善必须通过立法来完成，这是法制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不是靠拍脑袋的‘创新’。”这一指责真还有点莫名其妙啊！检察院是干什么的？反腐败是其天责之一，所以检察院中有反贪局和预防职务犯罪局，你这个商家（公司）行贿了，还是屡教不改（即情节严重），不仅触犯了“行规”还触犯了法纪，我将你“记录在案”，向有关招标单位中提供咨询，以防该商家（公司）故伎重演，防止腐败的发生，这不就是检察院的“司法建议”吗？这完全是检察院的职权范畴之中的事，何来“良性违宪”之说？现在，我们的确有一些法学家不愿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用一些陈旧的、脱离实际的所谓法学理论，将司法实践部门根据司法实践产生的创新之举说成是“拍脑袋的‘创新’”，不是太无聊了吗？！

　　“�名单”是不是侵犯了行贿商家（公司）的隐私？对此，还是这位法学家说：“刑法的原则是‘疑罪从无’，凡没有经过法律判罪的，都是无罪。检察院将这些人也列入‘黑名单’，实际上是作了‘有罪推定’，从某种意义上说，‘黑名单’侵犯了隐私权。”看了这段高论以后真还有点哭笑不得。何谓隐私权？我想引用恩格斯说的一段话：“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91页）所以，当一个商家（公司）以行贿的方式发生在公共的经济生活、并侵犯了社会公众利益之时起，那就意味着它已经自动地失去了“隐私权的保护”。所以，一些法学家所说的“‘黑名单’侵犯了隐私权”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的。

　　行贿，不管是主动行贿还是被动行贿，都是“不正当行为”，反腐败就得“两手抓”，一手抓反受贿，另一手抓反行贿，不能一手硬、一手软，客观地说，如今这“两手”之间的严重失衡是不利于反腐败的，所以我是不同意游伟教授的那个将“惩治贿赂犯罪的法律重心应该放在受贿上”的观点的，有点绝对化，还有点形而上学；至于那个“想通过遏制行贿来遏制受贿，那是理想化的模式”的说法，可以说是无的放矢，笔者研究腐败多年，还没有听说有那一位学者提出“不反受贿、只反行贿”的观点来，而只是说光打击受贿、不打击行贿是无论如何不行的，难道这样指出问题就等于是只主张“想通过遏制行贿来遏制受贿”吗？我想北仑区检察院搞出的“�名单”制度也绝非是不反受贿、只反行贿的。所以，游伟教授指责的那个“理想化的模式”是现实社会中没有人提出的、根本不存在的，是为了批判他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伪命题”。

　　总之，我的观点是：北仑区检察院创造的“黑名单”制度是为遏制腐败发展、泛滥的一个措施，是有利于社会反腐败的进程的，从北仑区检察院实施的经验来看，广大人民是欢迎的，而最最反对的那些已经行贿（或是想行贿）的商家（或公司），所以，我完全赞同高检院应该迅速地将这个经验推广到全国。当然，我还得想提出的是，当这个“�名单”制度推出之后，无形之中检察院就将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之中，谁都清楚“谁被列入、谁不列入”的含意，于是一场新的“列入与不列入的斗争”将自然掀起，检察院的“洁身自好”将再一次受到考验，在这个问题上“其它的保证自己权力不绝对化的制度”还得跟上，只有这样，反腐败才能健康发展。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