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于“婚检”议论纷纷，从平民百姓到专家学者，各有各的看法。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各行各业的人们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嘛。

　　可是，最近有一个很奇怪的情况——同时国家机关，但国家民政部与地方卫生部门（如北京市卫生局）有分歧，意见不一致。笔者在《“婚检”也要搞“一国两制”吗？》（人民网，2003／09／04）一文中已经做了些评述，在此不赘。现在，情况显然“升级”了，而是民政部与卫生部这样两大国家机关在“婚检”问题上看法不一致。据此，有必要对国家机关内部不一致的情况提出质疑了。

　　最近的事态发展令人十分难以理解：卫生部和民政部分别由各自相关职能部门的“两位处长”（看来是“对等”的了）对于“婚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公开表示了态度，观点针锋相对，说法几乎完全相反。

　　一位是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妇女处王斌处长，另一位是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婚姻管理处肖登峰处长。同属国家部级机关，同是职能处的处长，两者观点竟然大相径庭，各执一端，说法各异。

　　卫生部王斌处长在8月19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明确地说：新《婚姻登记条例》并未取消“强制婚检”（中国青年报2003／08／19）；而民政部肖登峰处长则认为，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并没有规定“强制婚检”（新华网北京8月27日电）。

　　王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我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没有看到任何文件说要取消婚前检查”，北京市婚前医学检查不取消；而肖处长则严厉申明，“婚姻登记机关如有违反登记条例的行为，当事人可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民政部门也要对有关责任人予以行政处分。”

　　卫生部妇女处王处长在解释他（她？）的法律依据时说，2001年由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13条规定，“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应当列明是否发现下列疾病：（一）在传染期内的指定传染病；（二）在发病期内的有关精神病；（三）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第16条规定，“在实行婚前医学检查的地区，婚姻登记机关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应当查验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医学鉴定证明。”新《婚姻登记条例》第6条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不予登记。”王斌说，卫生部门对这条规定的理解是，“婚前健康检查必须进行”，因为普通的当事人并不具备判断与确认自身健康状况的能力，尤其是隐性的传染病和遗传疾病。然而，民政部婚姻管理处肖处长在阐释他的法律依据时却这样说，“新修订的婚姻法中没有将婚检列为婚姻登记的法律程序”，“作为配套行政法规，婚姻登记条例是依据婚姻法制定的，是对婚姻登记作出的程序性规定。”因此，当事人“是否婚检完全自愿，各地不得搞强制”。言外之意是，我是与婚姻法“保持一致”。

　　王斌处长还特别指出，《婚姻登记条例》不仅与早就存在的《母婴保健法》相矛盾（因为该法规定了“强制婚检”的条款），而且与《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也是矛盾的，对于“婚前医学检查”的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这就是说，都是行政法规，但却相互矛盾，是何道理？肖登峰处长也是有话可说，因为他从媒体和专家的议论中已经注意到取消强制婚检与《母婴保健法》中有关规定相冲突的现状，不过他又作了这样的解释和说明：《母婴保健法》第12条的确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2001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婚姻法时也的确有部门和专家提出把“婚检”作为婚姻登记的“法定程序”，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并未采纳这种建议”。——似乎“理由”也很“硬气”，人大常委会不同意，我有什么办法？！

　　我这里不想再更多地罗列他们各自种种相互抵触的说词了。从以上简单的在引述中，人们已经能够看清事情的大致情况了吧。

　　我所想不通的问题是，如果卫生部王处长和民政部肖处长仅仅作为个人发表意见和看法，那就没有什么，因为他们也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然而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他们讲话的时候，也就是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分别以卫生部和民政部职能部门负责人的身份来讲话的，实际上是各自代表卫生部和民政部来讲话的。这就不一样了，因为您不是“个人表态”，而是代表政府讲话的，说话是要“算数”的呀！媒体是要公布于众的呀！

　　那么，究竟是卫生部王处长说得在理呢，还是民政部肖处长说得也对呢？老百姓到底该听谁的呢？究竟是听卫生部的，还是听民政部的？特别是，有关婚姻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该如何“操作”呢？

　　从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以及处长们的反复解释和说明，我的头脑中形成如下一些概念：

　　新的《婚姻登记条例》与原有的《母婴保健法》是相抵触的，与《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也是相互矛盾的；

　　新修订的《婚姻法》对于“婚检”是否为婚姻登记的“法定程序”（即所谓“强制婚检”）未作明确之规定，实际上是采取了“回避”（是否应该“回避”，另当别论，与本题无关，暂不加可否）的态度，但这并不能作为《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婚检”的法律依据；

　　在《母婴保健法》和《母婴保健实施办法》尚未修改或“废止”之前，取消“强制婚检”是违法的，客观上是把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了。

　　我的意见是，如果认为至少在目前情况之下，“强制婚检”有困难，那就应该赶紧对《母婴保健法》和《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作出修改或给出别的说法；否则，国家机关内部“打架”的问题无法解决，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国家法律法规之间可不能“打架”呀！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