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羽

　　世纪之初中国外交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保持本世纪头20年，中华民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内良好的国际环境

　　单极世界仍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际权力结构和力量对比结构的现实，也是我国在整个战略机遇期内国际环境的基本特点

　　应积极促进现有国际机制和规则的改造，使之更符合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新世纪的中国外交面临着纷繁和迅速变化的国际和周边形势，而且，随着本国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参与国际事务的逐步加深，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也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因此，分析和确定世纪之初中国外交的首要战略目标，对于明确当前我国核心利益，制定相关基本政策原则，至关重要。

　　本文试图论述：世纪之初中国外交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保持本世纪头20年，中华民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内良好的国际环境。

　　什么是“战略机遇期”

　　所谓战略机遇期，是指本世纪最初20年可能成为中华民族利用较好的国际机遇和国内条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的关键发展时期。战略机遇期的出现来源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因素。

　　从国际形势来看，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以法德两国为核心的欧盟谋求建立欧洲独立防务力量和独立的外交政策，俄罗斯经济的逐步复苏使本国外交操作能力增强，中国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而不懈努力，这些都使单极霸权的绝对优势被削弱。可能造成国际安全格局剧烈动荡的单边主义行为，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和牵制；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使各国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空前加深，使局部战争扩大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被有效遏制，经济强制越来越难以成为控制他国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为国际社会总体上的和平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此外，“9·11”事件的出现，使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世纪初的对外战略重心出现了转变，由确定和遏制新的势均力敌的国际竞争者，变成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而在全球领域反恐和反核扩散的迫切性和艰巨性，不仅大幅度耗散了唯一超级大国的外交资源和军事资源，也使其对有关国家，特别是对一些地区大国在此领域的战略需求加深，美俄关系的缓和与中美关系的改善都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发生的。国际反恐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上述局面的长期性，从而大大减缓了我国进一步发展可能面对的国际压力。同时，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国力的增强、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根本性好转以及新的安全机制的建立，也使我国能够长期保持基本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

　　战略机遇期的出现还来源于我国以往20余年中改革和开放所取得重大成就。经过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总体上成功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对传统产业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国家科技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2002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为6208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五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格局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可以认为，20世纪最后20年的发展，为我们抓住和利用本世纪最初20年的战略机遇期进行了必要的人才准备、技术准备和体制准备。

　　此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稳定的国内政局，良好的法律环境，西部大开发所开辟的新的国内市场容量，使国际资本和技术加速流向中国（2002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达到了创纪录的530亿美元），这不仅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力，而且也构成有关国家维护与发展对华友好关系的重要的国际政治因素。

　　毋庸讳言，在这个战略机遇期内，中华民族的发展还面临着国际国内诸多的问题和挑战。

　　如何既反霸又不当头

　　应该承认，尽管多极化趋势在不断发展，单极世界仍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际权力结构和力量对比结构的现实，也是我国在整个战略机遇期内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基本特点。问题的悖论在于，反对霸权主义是维护国际稳定，承担国际义务和树立我国国际形象的需要，避免与单极霸权发生直接的重大的正面冲突又是我们始终应该掌握的底线。

　　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国际社会出现的单边主义和新帝国倾向，主要不是针对我国的，我国也没有足够的国家实力去正面挑战单极霸权。必须明确，单极霸权的现实将主要通过全球各个力量中心实力的增长来改变，而不主要通过外交战略和政策的运筹来改变，国际社会没能有效地阻止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和发动伊拉克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从长远角度看，迅速地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是中国促进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和对全球公益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的根本途径。

　　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的国家大战略，决定了反对单极霸权并不是我国世纪初外交的首要战略目标。这正如上世纪80年代初期，虽然苏美争霸是国际局势动荡的根源，但我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引进与开放，而非反霸一样。同时，维护国际正义，反对单边主义又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国际责任。笔者认为，从避免国家实力和关注力在非核心利益之外的耗散和“绝不当头”的原则出发，应该在反对单边主义和新帝国倾向的问题上，坚持有利、有节的原则。所谓有利，是指反对单边主义的政策操作力度应与我国国家利益相联系；所谓有节，是指在与我国家利益没有直接和重要关联的问题上，在有关的国际组织内外一般不做多边提案和多边联合宣言的发起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范围内不轻易使用否决权或不率先表示将使用否决权，在必须明确表态的重要国际问题上，采取“跟进”原则。

　　更深入地参与国际社会

　　更广泛深入地加入国际社会是维护战略机遇期内良好的国际环境的重要政策选择。历史经验表明，由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一进程，不仅使中国外交超越了美苏中战略三角关系的舞台和三角关系的零和性质，为中国外交拓展了更广大的空间，也使中国获得了重要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有效地提升了本国的国际地位，极大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更加积极

　　主动地参加有关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政策开始具有了新的战略含义。如果说以往我国在这个领域的政策基本上是参加和借用，今后我国在此领域的外交重点显然应该是积极促进现有国际机制和规则的改造，使之更多地符合和反映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这既能使我国获得不可让渡的国际权利，也能反客为主，建立主动预防安全摩擦和经济摩擦的多边机制保障。具体而言，我国应该积极谋求以发展中大国的身份参加八国集团。以发展中大国的身份加入，使我国能够保障加入后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这一平衡原则同样适合于我国参与其他现有和今后可能出现的国际组织。正如两位美国学者所言：“中国参加的国际制度越多，我们可能就不得不越多地注意到它的利益。”

　　应该制定更为详尽的以国际市场为目标的中长期产业发展战略，并使我国外交更多为开辟国际市场服务。研究目前世界经济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趋势，并以此制定国家重点扶植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规划，保证在5年和10年之后我国的国营和民营高科技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对于我国保持外贸的高速增长率，改变现有的以传统工业产品和中低端电子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动态地降低目前独资与合资企业在我国外贸出口中的高比重（65％），至关重要。努力开辟更广大的国际市场，应成为我国外交的核心任务之一。

　　尽快地解决我国能源进口的陆路渠道，也是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的关键问题之一。鉴于我对石油进口的高依存度（2005年为33％左右，2010年为40％左右），降低马六甲海峡的运输“瓶颈效应”事关我国战略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全局。应该坚持不懈地解决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通到我国的石油管道建设问题。

　　台湾问题是目前可预见的破坏战略机遇期内和平环境的突出因素，特别是面对陈水扁如果在明年继续当选后快速推进“渐进台独”，对中央政府被迫动武的压力会明显增大。同时也应该看到，“9·11”事件后，美国因“台独”而卷入与我国大规模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在下降。我们应该也能够把解决台湾问题的影响压缩在短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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