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志聪

　　《岳阳楼记》中的滕子京，是范仲淹树立的一个“能上能下”的典型。

　　何为“能上能下”？窃以为，“上”与“下”都敬业、有为，方可谓之。也就是说，“能上能下”之“能”，应当包括德与才两个方面；如果只是“上”则“虚心”、“下”亦“愉快”，但“上”与“下”都无甚作为，那是称不上“能上能下”的；那“虚心”和“愉快”都并无实际意义，因而也都不值得赞赏。从习惯观念来看，“能上能下”一般被视作官德人品，是襟怀宽广、不计个人得失的一种表现。这实际上又仅仅是指“能下”这一面，因为人家“上”是用不着你犯愁的，好像人人都“能”的。这种习惯观念是片面的。有的官员“上”了之后，他“治下”的那个地方年复一年面貌如故，甚至有些方面还今不如昔，而一旦“下”（退出要职、改任非领导职务、易地贬迁之类）了之后，更是无所事事，空度光阴，这种“上”与“下”，何“能”之有？

　　滕子京是名副其实的“能上能下”。这集中地反映在《岳阳楼记》的开头一节。此节仅51字，也好懂，不妨抄录如下：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下”了的滕子京，从第一年的春天到第二年，仅大半年，就把现在一个地区那么大的地方治理得“政通人和”，紧接着各项废弛的事业全面兴起：抓好文化建设，兴修、扩建了岳阳楼，还请文化名流写篇文章，以强化其社会效果。敬业精神，思想水平，工作能力、效率，实际政绩，乃至工作方法、作风，尽在其中。多么漂亮的“能下”！

　　那么滕子京是不是因为“上”之不能而“下”的呢？不是。滕此前为甘肃庆阳的军政长官，军事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主官，但当时他掌管屯戍，权任极重；当时那里属边防要地，滕在防御西夏扰边方面有重要贡献，只因被人诬告“枉费公款”而遭谪迁。由此可见，滕也是个“能上”者。

　　事实上，“能上能下”，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相关因素是德。这个德，就是范仲淹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代著名作家朱苏进认为：“真正的大才必有美德”。此言合乎逻辑。才能不是天生的，是胸怀抱负勤学苦练而来的，是“德树”上的果实，树大果硕。作为官员，德，就要体现在真正的“能上能下”上，否则，无以见德，“虚心”、“愉快”云云也只成为应付官场的空谈。

　　滕子京不但“能上能下”，而且工作思路，或者说工作方法、作风，也值得今人鉴赏。您看，“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三个方面，先后、主从、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清清楚楚，稳稳当当。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先理顺政务，使人民和乐；再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抓建设，办实事；在办好实事的基础上抓上层建筑，加强文化建设。这样的工作思路、章法，务实的作风，效果之好，上面已经涉及。当然，这也是“能上能下”的一种实际表现。

　　以往读这篇名文，往往只注重先天下、后天下那两句名言，而对文章开头就“亮”出的滕子京这个人物及其事迹则未怎么注意，这实在是个不应有的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