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贵州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这首先是由于当时贵州各族人民厌乱求安,向往美好生活,不惜吃苦耐劳、踏实苦干的结果。同时,也得益于清政府积极推行奖励垦荒、与民休息的政策。

　　清军入黔之初,曾下令招民复业,耕种己田,并号召开发无主荒地。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四月,清廷又给贵州下发饷银2万两,“借给苗民牛、种”。为鼓励知识分子参加垦荒,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又实行“以官奖垦”的政策,在考试外增加垦荒一项为提官的条件,如垦地百顷以上、考试文义优通者以知县用。为了“与民休息”,清政府除赈济饥民、抚慰流亡外,还采取减轻徭役、禁止私派、救济灾荒和减免钱粮等措施。

　　“康乾盛世”时期贵州经济的发展还与建省及此后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管理系统的举措不无关系。

　　首先,到贵州赴任的各级官员带来了主流社会的经济理念,尤其是儒家的“农本思想”,即重视并强调农业生产,以创建和维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为根本目的。

　　其次,因中央政权强化对贵州的统治,除派官、派兵、实行军屯民屯外,并鼓励移民。这些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经营方式,还带来了农业生产所亟须的劳动力、资金等。

　　其三,贵州各级官吏积极充当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工具、经营方式的中介。如乾隆年间贵州布政使陈德荣曾建议各地“仿江、楚龙骨水车”“照式成造”。遵义知府陈玉

　　(山东历城人),见当地青木冈满布,遂决定派人回家乡引进柞蚕种。前后数年,多次失败,他都矢志不悔,终于引种成功。不数年,省内许多地方纷纷种桑养蚕,而遵义丝绸亦远销中州,一度与吴绫、蜀锦争价。

　　清前期贵州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支柱产业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生产的发展又主要表现为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旱地粮食作物等新品种的引进。据官方统计,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贵州在册田亩数为107万亩,至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增至257万亩,嘉庆年间更达到277万亩之多(此数字中尚不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区田亩数)。明末清初始传入贵州的玉蜀黍、番薯和早有种植但面积不广的小麦等旱地高产粮食作物进一步推广,以至清中叶以后,有取代大米成为主食之势。经济作物棉花、甘蔗、烟叶等或于此时引进,或在此期间进一步推广。

　　作为贵州农村经济一个重要部门的林业又有一定发展。突出表现为作为当时国内重要木材产地,除靠原始森林提供木材外,人工植树育林也有明显成效。其中清水江流域的黎平、清江等地侗族、苗族群众总结前人经验,形成了一整套人工种杉之法,创造出“十八年杉”的速效林,以至“清江以下至茅坪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无隙”,沿江而下的巨筏源源不断运往洞庭湖再转运至江淮一带。贵州原已盛产竹木,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从福建引进楠竹后,赤水一带楠竹如海,竟成为“楠竹之乡”。

　　此外,经济林木也有较大发展,尤以油桐、漆、乌桕、盐肤木、构皮树、油茶和茶树最突出。

　　作为“男耕女织”自然经济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的纺织、酿酒、制革、制漆、铁器制作银饰加工、竹编等家庭手工业均有发展,并形成一些名优特产品。诸如茅台酒、刺梨酒、大定漆器、苗族银饰、玉屏箫笛、思州石砚等,早在清前期即已创出名气。

　　贵州矿产资源极其丰富,但在明代以前多为零星开采,矿种也不多。清代前期由于与全国的经济联系加强,对矿产的需求猛增。尤其是官方、皇室出于制币、制药等特殊需要,使矿冶业又有发展,原先已开发的金属矿产规模显著扩大,并加强了铜、煤、硝石、雄黄、石英等多种矿产的开发,汞和铅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农业、手工业、矿业的进一步发展,因通往省外和省内府、厅、州、县的驿道干线、大道的开设,几条主要航道的整治,贵州地方的交通状况的进一步改善,使商业贸易发展起来,城市不断兴起,城乡贸易逐渐扩大,货币日渐流通,金融业亦有发展,就在康、雍、乾三朝,贵州地方始开设宝黔局置炉铸造铜钱。

　　然而,人口的急剧增长则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明代以前,人们对于贵州的认识是“不患无地,而患无人”。明末清初的战乱造成人口剧减,更强化了人们的这一认识。清代前期推行一系列旨在有利于贵州人口增长的政策。使人口出现快速增长态势。贵州人口明万历末年约为70万,清初减至50多万,雍正朝突破百万大关,乾隆朝前期更突破300万大关,到乾隆朝后期则突破500万大关。也就是说,仅经历100年时间,贵州人口就增加了近10倍。与此同时,全省在册田土总数仅增加1倍多。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重农思想的导引下,贵州社会经济陷入了不断破坏生态环境却找不到出路的恶性循环之中。各种矛盾交织、激化,使社会进入无序状态。至此,清代前期贵州社会经济的一度发展已成明日黄花。

　　作者：林建曾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