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剑青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之风席卷拉美，并推动了九十年代的一段繁荣。但是，以1998年巴西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尤其是在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以后，对新自由主义的否定和对“第三条道路”的探索成为拉美政治思潮的主流。

　　在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智利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拉美国家，目前都是中左政党掌握着政权。他们都在“第三条道路”的旗号下推行着各自的改革。然而，改革之路障碍重重，许多意见分歧和利益纷争正使不少拉美国家的领导人彷徨于“第三条道路”的十字街头。

　　“第三条道路”的核心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分配之间寻求平衡点。其目标是既能保障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又能使广大中下阶层的福利逐步改善。但是，寻求这种平衡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偏左，有可能窒息经济；偏右，则可能导致已经严重分配不公的社会进一步两极分化。

　　发展和分配是人类史上的长期矛盾。如果经济的发展不能使全社会大部分人受益，那么，无论经济发展多快，没有搭上发展之车的人群必然要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不满。另一方面，如果把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完全“公平”地分配给社会各阶层，每个人抱一个车轮回家，这辆列车将永远无法开动。

　　在拉美，对发展和分配的争议由来已久。由于拉美尚未建立像欧洲那样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社会财富的分配又严重不公，所以拉美对财富分配的争论也最激烈。新自由主义试验的结果表明，拉美的经济虽有所发展，但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社会底层的经济状况没有改善。换句话说，蛋糕虽然做大了，但下层却连蛋糕屑都没有分到。

　　与以往的争论局限于经院式的辩论不同，当前拉美的道路之争，正越来越多地吸引着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尤其是中下阶层，正越来越积极地通过罢工游行来展示力量，并企图影响决策。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拉美国家都被无止境的罢工和反政府游行所困扰。在委内瑞拉，上百万人的大游行已经不是新闻。秘鲁最近两年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4％，属于拉美经济形势最好的国家之一，但是近来却连续发生社会中下阶层的罢工和游行。在智利，社会党的拉戈斯总统政策稳健，智利经济也明显好于周围国家，但是智利工会不久前也召集了全国性的大罢工。在巴西，卢拉推行养老金改革的努力导致了几十万公务员的罢工游行。在阿根廷，大游行的热情暂时进入休眠，但是总统府、国会和银行前的中小型抗议几乎每天都有。有人戏称，抗议者敲打锅铲的声音已经取代探戈而成为阿根廷的“民族音乐”。

　　与中小阶层这种声势浩大的施压方式不同，拉美社会上层则通过一些相对安静的途径，比如俱乐部、智囊团、媒体或者直接用竞选经费来左右政府。

　　在这些压力的作用下，企图在经济发展和公平分配之间寻找出“第三条道路”的中左派领导人，面临着被两翼撕裂的危险。以巴西为例，在去年大选时，卢拉的工人出身和左派倾向曾使不少国际投资者对巴西的未来政策产生担忧，并纷纷从该国撤资，从而导致了巴西金融动荡。卢拉执政后，他的改革政策逐渐获得国内外的信任，他也因此赢得了“负责任的左派”的赞誉。但是，与此同时，卢拉在工人党内却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个别本党议员甚至公开斥骂卢拉是“叛徒”。

　　新自由主义之风渐弱，但是，走在“第三条道路”上的拉美，却仍在彷徨之中。如何在经济发展和公平分配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带动拉美走出“发展—危机”这个不断重复的怪圈，是摆在拉美领导人面前的长期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