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白剑峰　张帆

　　新型医疗　惠及农民———

　　前8月为15万多农民减免门诊医药费72万多元、为4000多人减免住院医药费100多万元

　　在云南会泽县金钟镇以礼村，记者走进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房屋是土墙，由于年久失修，斑斑驳驳。男主人姓何，眼睛不好，无法外出打工，家庭收入主要靠两亩烟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年初，全家4口人每人交了5元钱，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6月，儿子因患疝气住进县人民医院，住院费花了1300多元。出院后，他很快就到镇里报销了45％的医药费。一家人连称合作医疗救了急。

　　云南是一个偏远贫穷的省份，是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全省有1005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数的23．4％。由于经济落后，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农民健康问题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年初，全省选择了20个县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截至8月底，应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为742万人，已参加515万人；合作医疗基金共为15万多人减免门诊医药费72万多元，为4000多人减免住院医药费100多万元。

　　实事求是　量力而行———

　　政府资金确保到位，农民出资比例不搞“一刀切”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资金来源是：农民每人每年拿10元；地方财政给每人每年补助不低于10元；中央财政给每人每年补助10元。

　　然而，对于有着73个国家重点贫困县的云南省来说，多数县级财政捉襟见肘。为此，年初云南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切实可行的筹资比例：省级财政在今年的财政预算中预留3770万元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项经费，即对国家级贫困县、省级贫困县、一般县和经济状况较好的县，分别按实际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每人每年补助6元、5元、4元和3元，其余由市、地、县财政负责落实，确保三级财政补助农民年人均10元经费到位。

　　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要农民每人每年拿出10元钱也有困难。为此，云南省坚持量力而行，在农民出资比例上不搞“一刀切”。为了推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些地方政府出台政策：农民每人每年只交5元，剩余的5元由各级政府承担。同时，为了让贫困人口也能参加合作医疗，云南省级财政安排600万元贫困医疗救助资金，参加试点的地、市、州也安排了700多万元，用于救助农村“五保户”和未解决温饱的贫困家庭。

　　一县一策　一乡一策———

　　公示报销账目，明确报销标准，简化报销制度

　　在宣威市热水镇热水村卫生所门前，记者看到一张公示榜。上面清楚地列着参加农村合作医疗村民的报销金额：赵正中，外伤，应交医疗费911．10元，实交728．70元，减免182．40元；施济轩，扁桃体炎，应交医疗费154．80元，实交124．00元，减免30．80元……这种每月公布报销账目的制度，在各乡村已经普遍推行。

　　为了确保专款专用，20个试点县均成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并在每个乡镇卫生院设立专门机构。各县、乡、镇根据实际情况，一县一策，一乡一策，确定了农民的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以热水镇为例，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凭《合作医疗证》到村卫生所或乡镇卫生院就诊，均可享受减免优惠，减免标准为：门诊治疗当场减免医药费20％；住院医疗费在500元以下的减免30％，500元—1000元的减免40％，1000元以上的减免50％，最高减免额为2000元；确属疑难病症需要转县级医院的，由乡卫生院出具证明，最高减免额可到3000元。农民报销住院医药费只要持病情诊断证明书、住院收据、出院证等，经乡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审核属实后，即可兑现。

　　小病不出村　大病不出乡———

　　编织三级“网底”，农民有病不再拖

　　云南省是一个穷省，为什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展这么快？云南省卫生厅厅长陈觉民说，云南的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网底”没有破，几乎每个村都保留着卫生所，多数乡村医生还坚守在预防保健的第一线。这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网底”没破，但乡村卫生院所房屋破旧、设备简陋、人员匮乏却是事实。为了让农民实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云南省开始大力编织“网底”。年初全省即从扶贫经费中拿出4500万元，每个村卫生室投入3万元进行重点建设。过去，许多村卫生所连体温计、血压计、听诊器这“老三件”也不齐全，甚至连张输液床都没有。经过投资改造，目前20个试点县的村卫生所面貌焕然一新，乡镇卫生院全部配备了电脑，合作医疗报销账目实现了电子化管理。

　　“小病拖，大病挨，危重才往医院抬”，这曾是许多农民的真实写照。然而，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展以来，乡村医疗卫生条件大大改善，农民有病就医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多数乡村卫生院所的业务量翻了一番。宣威市落水镇滴水村卫生所医生单祖高说：“过去这里条件差，农民有病不愿来。今年，政府投资进行改造，翻修了房屋，新添了输液床、手术器械等设备，每月的业务收入从过去的3000多元上升到7000多元。”

　　政府为主　农民为辅———

　　提高保障水平，避免大起大落

　　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曾经几起几落，命运坎坷。20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当时，乡村“赤脚医生”仅靠“一根针一把药”，解除了许多农民的病痛。但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渐解体，广大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十分突出。90年代以来，虽然一些地方曾经尝试恢复农村合作医疗，但几经起落，多数夭折。

　　云南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在哪里？是否会重蹈覆辙？会泽县卫生局局长阳元飞曾经历了三次农村合作医疗，对于前两次的经验和教训，他有很深的体会：第一次农村合作医疗是1968年，是低筹资水平下的全包全免。农民每人每年出5角钱，每次看病挂号费只有5分钱，有的地方有医无药，农民只能得到价廉的扎针灸、拔火罐、吃草药等，很难吃到西药。伴随着集体经济逐渐解体，合作医疗也走向衰落。第二次农村合作医疗是1999年，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只减免挂号费、注射费、护理费、床位费，不减免药费。农民大病最高报销额不超过500元。由于保障水平低，合作医疗对很多农民没有吸引力，因而很快也解散了。与前两次农村合作医疗相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政府资助为主、农民缴费为辅的筹资机制，政府加大了投入力度，农民明确了缴费义务，总体医疗保障水平高，抵御风险能力强，因而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拥护。

　　云南省卫生厅厅长陈觉民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一次新的探索和实践，必然会经历一些曲折，但只要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因地制宜，科学决策，取信于民，就会有持久的生命力。今后，我们仍需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如何根据合作医疗资金总量，并结合当地群众疾病的发生情况，合理确定补助比例，既要防止“崩盘”，又要确保农民得到实惠；二是如何保证资金运行安全，提高管理使用水平，维护农民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三是如何确保政府投资到位，同时引导农民增加筹资数额，不断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抗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