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覃红 胡宇芬 通讯员 吴长江 肖江 李丰安

　　他，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备课上课改作业，日复一日。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惊人业绩。

　　他，有着不普通的经历：身患绝症，三年中做了两次大手术，生命垂危，却始终不肯离开他的学生，几次病倒在讲台上。

　　他，就是双峰县沙塘乡沙田中学老师彭玉求。

　　师生们撰写的上百篇怀念文章，见证了这位乡村教师对学生的挚爱，对教育事业的赤诚。

　　教师节前夕，我们穿行在山间小道，感受这份平凡中的崇高与伟大。

　　“因为我，初三政治没有复习完，对不起大家了”———弥留前彭玉求的遗憾

　　5月17日，上午9时，彭玉求老师正在91班上政治课，才讲几句，突然，他脸色苍白，鼻孔流血，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手扶讲台，身子无力地滑了下去。十多个学生立即冲上前，把他扶住。

　　校长和老师闻讯赶来。过了会儿，彭老师费力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事先写好的请假条，交给校长：“我本想坚持最后40天，送同学们毕业，但实在不行了，连路都不能走了。这两天的课，我跟刘勇老师商量过了，由他来代替……我过10天一定来。”

　　可是，彭老师再也没能走上自己熟悉的讲台。在县人民医院，医生忙碌一阵后摇摇头无奈地说：“肝癌晚期，已经扩散。”

　　5月29日晚，学校老师再一次去医院探望，他正在大吐血，经医生抢救才稳定下来。他忍着肝部的剧痛，抓住校长的手，断断续续地说：“这一次我是真的不行了。因为我，初三政治没有复习完，对成绩肯定有影响，对不起大家了。”

　　弥留之际，魂牵梦绕的还是他的学生，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6月2日下午，在“不晓得几个学生考起县一中”的喃喃念叨中，带着对三尺讲台的无限眷恋，彭玉求静静地离开了人世，年仅39岁。　“请让我送走这一届毕业班再休息吧！”

　　———两次手术后，彭玉求的请求

　　2000年暑假，一向认为自己身体结实，没把平时的腹痛当回事的彭玉求，忽然被诊断患了绝症———肝癌。8月，他在长沙接受了第一次手术。手术第二天，学区、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到医院探望，他的第一句话竟是：“今年考得怎么样？”朱校长，一位七尺男儿，望着病榻上苍白虚弱的彭玉求，泪水夺眶而出。

　　出院时，医生反复嘱咐彭玉求，要注意休息，切忌劳累。出人意料的是，9月份一开学，他就找到校长要求上课。校长劝他：“工资不会少你一分，你的课学校会另外找人代，你就在家安心养病吧。”但他哪里听得进，恳求校长说：“让我上课吧，离开了讲台，我会更加空虚难受，这样对我的病更不利。”

　　就这样，他如愿担任了初三毕业班4个班的政治教学。2002年中考，4个班的政治课囊括了学区同年级人平分、优秀率的第一、二名。他本人被评为学区“师德标兵”。

　　沉浸在教书育人快乐中的彭玉求似乎完全忘了自己是个癌症病人，这年，他居然自费报名读函授大专。有位老师暑假在教师进修学校碰到他，百思不得其解：“这不是玩命吗？你彭玉求还要拿个大专文凭去见马克思？”他却笑容可掬地说：“不学不行啊！危机感和紧迫感搅得人睡不着觉哩。”

　　也就在这年的10月，令人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彭老师旧病复发，倒在了讲台上，医生为他实施了第二次手术。

　　在县人民医院，他身在病房，心却在讲台。学校的唐老师住在县城，经常去看望他，并接手了他的初三政治课。每次见面，彭玉求讲得最多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学生和教学的事，比如，哪些学生对政治课有兴趣，怎么教，学生才好接受。“现在的政治课不好上，有些与现实生活有出入。那些大道理不要讲那么多，学生会自己思考。重要的是从实际生活中找事例。”从没教过毕业班的唐老师大受启发。

　　有几天，唐老师回家晚了，没去医院。彭玉求挂念他的学生，天天站在三楼的阳台张望。实在站不住了，就叫妻子去看。

　　彭玉求经常跟同事说：“我最喜欢的事就是教书。”2003年新学期来临时，离开讲台三四个月的彭玉求又和校长缠上了，说：“请让我送走这一届毕业班再休息吧！”校长实在没办法，只得分给他两个班的政治课。

　　今年4月，彭玉求明显地消瘦了，浑身多处疼痛，时常干呕。平时20分钟就能走到学校，这时却要中途歇息几次，花40分钟甚至1个小时。到医院检查，B超显示：弥漫性肝癌，门静脉栓塞。但初三已进入紧张的冲刺阶段，他怕换老师学生一时难适应，影响中考，把B超单丢在一边，依然每天按时签到签离，早出晚归，风雨无阻。老师们劝他休息，他说：“不碍事，原来新课没上好，这次复习一定要彻底，要多下点功夫才行啊。”

　　“彭老师，我们还没来得及报答您，您怎么就匆匆地走了呢？您是为我们累垮的呀。”

　　———百余师生撰文送别彭玉求

　　“老师，您知道您的学生对您的评价吗？我问过了，他们无论是优等生还是差生，印象都是一样的：认真负责，和蔼可亲，因材施教，对同学们一视同仁。课堂上是我们的老师，课堂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还没来得及报答您，您怎么就匆匆地走了呢？您是为我们累垮的呀。”

　　这是一篇题为《匆匆》的文章中的一段话，作者是名高中生，小学三年级时，彭玉求教过她语文。

　　像这样专为怀念彭老师而作的文章，有上百篇。

　　聂敏同学回忆说：有一次，他们班上一个调皮的同学，跟彭老师说实话：“我不想读书，读书有什么用啰？”彭老师没说什么，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写有英文的药盒，问他看不看得懂。这名同学摇摇头，彭老师马上说：“看不懂吧？这就是读书的用处！”后来，这名同学考进了四中，经常说：彭老师教书好有方法。“我觉得彭老师对我们这些成绩不太好的同学还好些。”89班的聂双飞说。有一次，第四节是政治课，他头晚没睡好，就趴在桌上打瞌睡。彭老师并不像某些老师那样开口就训人，而是在他肩头拍了拍，伏在他耳边轻声说：“你怎么就睡午觉了？”从此，他再也没在课堂上睡觉。

　　“你只要努力，升学的事我就敢打包票。”彭老师还经常这样给他鼓劲。以前政治总不及格的他，原来听说上政治课就厌倦。自从彭老师接手，他才晓得原来政治课也可以是生动有趣的。比如，讲霸权主义，彭老师就拿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举例。这样的课，同学们怎么会不喜欢呢？

　　今年中考，小聂终于取得了好成绩，被三中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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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之初，曾有一个问号萦绕在我们脑际：一名普通的政治课老师如此广受爱戴，究竟因为什么？是什么力量支撑彭玉求一次次倒下后，又一次次走上讲台？当我们走进师生中间，将厚厚一叠纪念文章一页页地读下去，终于找到了答案：是爱，深切的爱———爱学生！爱教育！有爱，便能迸发出巨大生命力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