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5人，分处于不同的国家，以“9·11”为时间分水岭，前后遭遇了不同的际遇。

　　如果说“9·11”改变了世界，或许是一句“套话”；而如果说“9·11”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那确实是这5人的亲身感受。【德国人吕迪格·班德林】信任感减弱消失

　　“9·11”以前：公共关系主管，为维护汉堡技术大学哈尔堡分校的公众形象而工作。

　　“9·11”以后：每天还在原处上班，但班德林坦诚，他原先对他人抱有的信任感已经减弱，甚至已经消失。

　　在“9·11”事件中劫持飞机的19名恐怖分子中间，“基地”组织“汉堡小组”头目穆罕默德·阿塔等人曾经在汉堡技术大学就读。所以，揭出“汉堡小组”以后，班德林成了这所大学的发言人，负责向公众发布相关消息。

　　与同事们一起试着回忆自己是否察觉近在身边的阿塔等人是否显露过任何“异样”的同时，班德林坐着地铁上下班，总觉得周围乘客眼睛盯着自己。他知道，当地人把汉堡技术大学戏称为“恐怖大学”。如今，班德林对校园内的外国学生心存芥蒂，难以信任。以他41岁的年龄，他明白，这种态度属于非理性表现。“这是我的问题，内心深处的问题，”班德林说。【摩洛哥人艾莎·瓦菲】儿子是恐怖分子

　　“9·11”以前：作为身居摩洛哥的母亲，瓦菲与获得了法国国籍的儿子萨卡里亚斯·穆萨维自1997年以来再没有谋面。

　　“9·11”以后：瓦菲的女儿之一打来电话，告诉她说，穆萨维的照片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涉嫌是“基地”组织未能投入袭击行动的第20名劫机者。

　　如今，穆萨维是美国政府正式提起诉讼的3名“9·11”涉案嫌疑人之一。“天塌了下来，落在我身上，”瓦菲回忆得知儿子参与恐怖袭击消息的感受时说。对着儿子10多岁时拍摄的照片，她自言自语道：“我所有的梦想，都已经破灭。”她担心，或许这辈子无法再见到儿子。【巴基斯坦裔墨西哥人西迪基】遭受签证麻烦

　　“9·11”以前：从他已经入籍的墨西哥飞回祖国巴基斯坦时，西迪基通常取道美国，可以缩短航程。他去美国驻墨西哥首都的大使馆，获得过境签证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

　　“9·11”以后：去年，西迪基打算回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探望父亲，被单独带入美国使馆内一间屋子，留下指纹，再三接受盘问，陈述自己去巴基斯坦的目的，然后额外缴上80美元，算作美方对他进行背景调查的费用。

　　“我神经过于紧张，”西迪基说，“好像（‘基地’领导人）乌萨马·本·拉丹本人来到了美国使馆……我感觉自己在超级大国眼里是一名犯罪嫌疑人。”

　　几个月过去了，西迪基还是没有获得签证。最后，他取道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意大利首都罗马，再转道迪拜，多花两天时间和500美元，回到了父亲身边。【马来西亚人戴维·李】美国太危险

　　“9·11”以前：作为一名现年20岁的大学生，李打算从马来西亚转学到美国珀杜大学。他从来没有去过美国。

　　“9·11”以后：李认定，他不便去美国读书，因为美国太危险。

　　“我爸爸说，去那里（美国）可能不安全，或许还会发生更多恐怖袭击事件，”他说。后来，恐惧逐渐消散，他又开始担忧：或许美国会对马来西亚学生大加怀疑，让自己多受盘查和责难。他现在的想法，是入读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泰国人登岛·永集】享受特别奖学金

　　“9·11”以前：身为遭到父母遗弃的孤儿，现年19岁的登岛·永集希望能够成为一名护士，却无力支付学费。

　　“9·11”以后：登岛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奖学金，大约相当于每年240美元，而设立奖学金的目的是为了纪念一名“9·11”事件中丧生的泰国裔女性。

　　“我以为（遇难者）萨然雅·诗琳暖是一名老年妇女，她的孩子们为纪念她而设立了奖学金，”登岛说。其实，萨然雅那年23岁，是一名证券交易商。她在纽约出生，幼年曾经在泰国度过一年。

　　去年，萨然雅的父母作出决定，要以女儿名义设立一份奖学金，专用于资助泰国学生，让自己失去女儿的损失，从同胞所接受的教育中获得补偿。“我现在知道了她（萨然雅）的生平，”登岛说。“尽管她已经死去，我们两个还是聚到了一起。”晓安（新华社供本报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