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新法规实施

　　9月1日是一批全国性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开始实施的日子，其中包括：《民办教育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物业管理条例》、新修订的《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有的法规，是在争议中出台的，比如《物业管理条例》；有的法律，在立法过程中就充满了争议，获得通过之后，如何具体实施，仍难免争议，如《民办教育促进法》。与以往不同的是，媒体公开报道了这些争议。

　　在法治社会，立法是最权威、最稳定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或创设权利，或规定义务，本来就是为了协调和解决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利益冲突的。这就可以理解，立法过程，也不免包含了这些不同利益的表达过程。在一部好的法律的产生过程中，公开的表达和争议，应该作为一种程序性要件。这与中国几千年来的法律神秘主义传统完全不同。在这种传统观念中，法律有争议，立法之后还有争议，都是损害法律的权威的。而新的观念认为：法律的权威性应该在于公民遵守法律的习惯，而不在于有着“庶人不得与议”的威严和绝对正确、绝对公正的外衣。

　　信息公开的消息

　　9月2日中新社的中国新闻网转发香港《大公报》当日刊出的来自深圳的消息称，中国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日前起草完毕，估计年底便可实施。这样一个绕了3个地方的消息，真让人不敢确信。但是，也非空穴来风。去年9月24日《北京青年报》就报道了正在起草中的我国第一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情况。当时，中国法学会信息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周汉华先生介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起草成文，起草者们加入了诸多新的体制设计。如要求政府部门建立“信息登记簿”，让公民从这个登记簿上能够清楚地知道政府都有哪些信息。最重要的是，条例规定对政府部门中个别故意窝藏、篡改、销毁政府信息的人，故意不公开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的人，应追究他们的行政、刑事责任。

　　可惜，我们对这部法规本身的立法进程，至今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可能是因为，它属于行政法规，而不是人大审议通过的法律，就像前不久突然出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一样，整个过程，在行政系统内进行，其公开性，就不如人民代表大会的议程。据报道，参与起草工作的周汉华说到在起草中遭遇到了诸多难题。其中之一正是“是立法，还是出台条例”？据介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目前是以法规的形式起草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起草法规和法律的出台程序不同，法规出台的速度比较快，不过用法规的形式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快则快矣，但许多问题是法规本身无法规定和解决的。如果立法，则相应的问题可以“一揽子”解决。

　　行政着重效率，议政着重公开，这是两种价值，往往也难以取舍。我们希望好的东西快一点，也同样希望快的东西好一些、好的东西公开一点。

　　“杜鹃”夺命38条

　　被命名为“杜鹃”的今年第13号台风携狂风暴雨横扫珠三角地区，三次登陆，重创广东。9月4日的《南方都市报》报道说：据广东省有关部门最新统计，截至9月3日晚8时，台风“杜鹃”已造成全省38人死亡。这条不幸消息的标题叫作《“杜鹃”狂夺38命》。

　　我起初不理解，为什么一些台风都有很好听的名字，这些名字所对应的美好形象，与台风给人带来的灾难形成强烈的冲突感，让人感到别扭。我记得在两年前的7月底，肆虐台湾的“桃芝”台风，在全台令47人死亡、134人失踪。我在当时的《青年参考》上评论说：虽然就灾难来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类有时无可奈何，但是，就起名来说，一名之立，亿万人传颂于口，应该体现广阔、深厚的人文关怀。台风唤作“玉兔”、“桃芝”一类，恐怕不大仁厚。

　　也就是在9月3日这一天，《检察日报》恰好发表一篇报道《“杜鹃”，台风的名字竟如此美丽》，介绍了台风起名的来历：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毕宝贵介绍说，台风是热带气旋的一种，因一个热带气旋常持续一周以上，在大洋上同时可能出现几个热带气旋，有了名字，就不会混淆。1998年12月亚太经社和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下称台风委员会）第31届会议作出决议：从2000年1月1日起，采用具有亚洲风格的名字对上述热带气旋进行命名，命名表共有140个名字，分别由亚太地区的柬埔寨、中国、朝鲜、泰国以及美国等14个成员国提供。“杜鹃”这个名字是中国提供的，就是我们熟悉的杜鹃花。我看了一下《检察日报》刊出的140个台风命名表，除了明显是外文音译的看不懂，能看懂的中文名字，多数比较美丽，如飞燕、珍珠、玉兔、凤凰、莲花、杨柳、百合、玫瑰、海棠、鸣蝉、画眉、彩云。

　　专家说，台风在危害人类的同时也在保护人类。比如，台风给人类送来了淡水资源，大大缓解了全球水荒。我想，这大概是气象学家给台风都起个美好的名字的初衷吧，可惜这与灾难给人们的感受往往会有距离。专家介绍说，一般情况下，事先制定的命名表按顺序年复一年的循环重复使用，但当某个台风造成了特别重大的灾害，声名狼籍后，将被从现行命名表中删除，换以新名字。我想，但愿最后不都会换成凶神恶煞的名字吧。这个命名的领域不是科学，不是知识，而是知识者的权力和情调。

　　大学生周一超被判死刑

　　9月4日，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浙江大学学生周一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个学生在今年1月参加嘉兴市秀洲区政府招收乡镇公务员的考试。笔试排名第三，面试后总成绩排名第五，但是到了4月，他并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他购买了菜刀和水果刀，到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询问经办人干某，得知自己体检结果为“小三阳”，不合格，而另一位手指残疾考生则属合格类。遂用水果刀将干某刺成重伤，并在激愤中将干某同办公室的张某刺死。《北京晚报》的报道说，宣布判决那一天，周一超的一些同学来了，一位同学说：他要不是好人，我就不来了。周的寡母在法庭内外的凄惨样子，也令人泪下。判决宣布后，受害人的亲属当庭鼓掌，周的一位女同学对此恨恨地说：“真是没有人性。”

　　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很触动我：在决定一个人的生命的问题上，人的感情、倾向、价值决断，竟然是这样矛盾冲突，这样水火不容啊！

　　此事涉及死刑的公正性问题，按照一些法学家的话，这也是“死刑的德行”问题。在我看来，周一超犯罪的恶劣情节，应该被判处最高刑，如果最高刑就是死刑的话。律师以公务员录取制度歧视“小三阳”的理由为其作缓刑辩护，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最高刑不见得就一定是死刑。因为，死刑并不像我们一般认为得那样公正。

　　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无论是出于冷静算计还是情绪激愤，无论他以前恶行累累还是表现尚好，它都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不公正，这个不公正，无法挽回了。国家为此再次剥夺这个人的生命，是否就公正呢？国家为此再剥夺这个人的生命，就是在价值判断和手段上，向这个人“看齐”，就是代行“报复”。我们今天认为“以眼还眼”，这个人把你的手砍断你就把他的手砍断，是公正的吗？这在远古都是公正的，但是在现代就不公正了。那么，以此类推，这个人杀掉了一个人，国家再把他杀掉，是同样的道理。公正的尺度，人的公正感，是承受着历史和文明进步而变化的。这就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废除死刑、我们国家一些法学家呼吁废除死刑的理由。

　　对故意杀人罪判处最高刑，是我们对生命价值的评价，这个评价似乎不应该以消灭一个生命的方式来体现。

　　京郊大堵车

　　从周五夜至周六下午，北京郊区京良路堵车几十公里，延续十多小时。原来走京良路也就需要五六分钟，可由于堵车，有的司机8个小时才挪动了一公里的距离。不少乘坐公共汽车的人只好背着行李下车步行，汗流浃背地在汽车间穿行，走了将近3个小时，他们坐过的车竟然还没赶上来。《北京娱乐信报》的报道说：一些司机自发指挥过往车辆，但可能因为不是交警，所以并没有多少司机听他们指挥，而是见缝插针。指挥者只好上前，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不守规矩的车，让其它车辆先过，在他们的努力下，拥堵现象才稍稍有所缓解。

　　交警是权威的象征。而权威提供的是秩序。但权威并不总是能够及时降临。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可能通过合作的能力和习惯———文明，直接获得秩序。而没有这种能力和习惯的人，就只能在困境中等待权威，而不能自我解救。那些自发指挥过往车辆的司机，是在自己的经验中自觉地意识到这个道理的；而那些凭着“小聪明”照样乱钻的人，不是聪明，而是没有智慧。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文明问题，而是智慧问题。合作和秩序体现的是人的智慧，而不仅是人的文明。一些人不文明，只是因为聪明不够。正是他们恶化了本来就不太好的交通状况；也是因为他们恶化了其它社会生活的秩序。

　　外交部首次对公众开放

　　9月6日，外交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普通公众开放，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部长助理沈国放等外交部官员列队站在橄榄状的外交部迎宾大厅门口的红地毯一侧，与依次进入外交部参观的35名普通公众一一握手欢迎。这35名参观者，都是通过各种方式比如网络与外交部交上朋友的，他们中有参加过外交部网站设计大赛并获奖的“网络高手”，也有经常光顾外交部网上论坛的“各路侠客”，还有一些爱好外交的在校学生。他们来自全国不同地区，但平时都是非常关注和热爱外交的“时政迷”，经常在外交部网站上发表各自的“时事评论”。

　　戴副部长说“外交事务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其实相对于柴米油盐水气电，外交毕竟还是离百姓自己的生活远一点。对外交的关心，是对国家形象的关心、对国家重大国际事务的关心，是高一个层次的关心。它们都发自爱国的心。这一次外交部对普通公众开放，还只是象征性的参观。外交政策的国民参与如何实现，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有这样的姿态，就是承认人民对国家外交事务的参与权。而承认人民参与权的基础，就是承认人民对外交事务的表达权———外交部是从互联网上看到这种表达的，并对这种表达予以积极的回应，外交部首次对普通公众开放，就是这种回应。

　　所以，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不是说有就有，也不是写下来就有。它首先是表达，再次是对表达的认可，后面还应该有接受这些表达的具体程序。

　　沈阳自杀女子引起楼房爆炸

　　9月7日，沈阳一打算自杀的女子金某将家中的煤气阀门打开，并且释放了很长时间煤气，最终引起楼房发生爆炸，已经造成两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包括消防队员。这是《辽沈晚报》报道的。

　　这事使我想起了今年4月22日北京“非典”初期，一位年轻女子从中国人民大学多媒体教学楼上坠落，自杀身亡，由于初期原因不明，当时在校园内引起了极大恐慌，许多学生离校而去。事后得知，她是校外的人，自杀的原因也与“非典”无关。

　　一些在绝望中已经决意放弃自己生命的人，有的已经顾不上什么了，因此他们不仅对于自己是危险的，对于别人也同样。我不知道，人们是怎样看待对自杀的道德评价的，是不是认为，对于一个已经决意放弃自己的生命的人，要求他考虑对他人的伤害是一个过于苛刻的要求？但是，自杀的确关涉道德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它直接导致对他者的责任———既包括对亲人的责任，也可能包括他们没有想到的陌生人。

　　人都是因为绝望、不得已而选择自杀的。我们好好活着的人，总有些不忍责难自杀的人，不忍心思考“自杀的道德”。但是，这个问题也像许多“敏感”、“忌讳”的问题一样，实际上是可以议论，可以谈的，因为它现实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我想说的是，除了了却一切责任的安乐死，所有人的自杀都是不道德的，那些伤及别人的自杀就更不道德。这个判断，一点也不减损我们对自杀者的同情。（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