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此刻我的心情是那么的卑恭。

　　我想，人心仿佛鸟儿。没有一种鸟儿竟能始终在天空飞着，而永远不降落在地面的什么地方。鸟儿的降落，是为了觅食，或者栖宿。而人心卑恭着的时候，倘不是由于别人的财富和权力，则常常是为了“降落”在别人的某种精神面前，并从别人的精神中觅一些营养……

　　有些事，我这个人是做不大到的。故对做得到的人们，对那种专执一念于有益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事情的精神，除了表达敬意，只有表达敬意而已。而已而已，便不由得不卑恭。

　　敬意和卑恭联系在一起，有人必认为是轻贱可笑的。一直以来，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但一种卑恭的敬意由心而生时，我终于明白，它往往也可以证明那敬意的纯度。

　　引起我卑恭的敬意的人，他的名字叫潘文石。他是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教授。

　　我只见过他一面。一分多钟的一面。一分多钟里，只交谈了两三句话。

　　那是今年三月“两会”期间，听一场报告休息时，我坐在靠壁的一排长椅上喝茶，见一个头发老长，也可以说有点儿蓬乱的男人正在和另一个男人说话。他看去60多岁了，穿一套随便得不能再随便的衣裤。再随便，就是邋遢了。他仿佛刚从什么风餐露宿的野外地方赶到北京，直接就来大会堂了似的。他的神情不无倦怠……

　　我以作家特有的职业习惯默默望着他，心中暗想———是一位乡镇企业的老板么？但立刻又否认了自己的猜测。因为是“两会”代表的农民企业家们，倒大抵都是穿西装系领带神采奕奕精神焕发的……

　　这么一个人，他可究竟会是哪一界别的人士呢？在人民大会堂里，在“两会”代表之间，他看去去太特别了。

　　我困惑，依然默默望着他。离他较远，听不清他和对方在说什么。

　　坐在我身旁的一个熟人———是谁呢？我已经记不起来了，问我：“认识那个人么？”

　　我摇头。“潘文石。”我说：“哦。”

　　“带领他的北大弟子们，从1984年到1999年，15年里几乎考察遍了秦岭的大熊猫生存活动范围，积累了几百万关于熊猫的第一手材料……”

　　我忽然请求道：“介绍认识潘文石”。———并且，说时已放下水杯，已站了起来。

　　我如愿以偿被引领到了潘文石对面，我的手和他的大手相互握了一下。

　　苍天在上，我生平第一次请求别人介绍我认识某人，也只有少数的几次当面对人表达敬意。我自己首先有点儿大不自然了。幸而当时并没脱口说出什么“崇高的”，否则我想我会脸红起来的吧？也幸而铃声响起，我什么都没再说，向潘文石点点头，一转身逃之夭夭……

　　此后，我经常想，我要为那个人写点儿什么文字。至今我已经写了千余万字了。我经常想，我为那个人写的文字，当归在非常值得写的篇什中。不管别人怎么看，值不值得首先全在我自己的感觉。

　　要写一个人，自然当了解那人。

　　我对潘先生毫无了解。甚至不知他已在北大多少年了；不知他是否从一开始就教生物学；对他所研究的学科更近于一无所知。

　　我当面对他说“知道您和您的弟子们一些事情”，其实仅限于如下“一些”事情罢了。

　　潘先生是中国第一个给中央写报告不赞成将野生大熊猫统统圈进“饲养场”的人……

　　潘先生是第一个以科学的态度指出所谓“竹子开花”并非对大熊猫的生存构成实际威胁的人，而当时那一种结论和对那一种结论的报道几乎形成“铁板钉钉”之势。

　　1985年3月，一个多雪的季节，潘先生带领两名研究生和一名本科生背沉重的登山包进入秦岭南坡实地考察大熊猫的生存状况。而进山后的第39天，年仅21岁的研究生曾周在寻找大熊猫踪迹时不幸坠崖牺牲。他们怀着深深的悲痛掩埋好曾周同学的骨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继续开始他们的研究事业。三个月后，大学生毕业分配工作，研究小组只剩下了他和一位刚满20岁的女研究生……

　　此后八年的野外研究中，那名女研究生饱尝艰苦，患了严重的关节炎，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1992年她赴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四年后谢绝了美方的挽留，又和潘先生们一起投入到了新的自然保护考察工作之中……

　　由于研究经费的紧缺，从北京至汉中35个小时的火车上，潘先生的弟子们都不坐卧铺；途经城镇不留宿；在长途汽车通不到的地方，要等待林区过往运输原木的卡车，才能几经周折抵达野外工作站……

　　在秦岭严寒逼人的冬季，在海拔20003000米的山区，在整整8年里，潘先生和他的弟子们，经常煮一锅大米土豆粥，一吃就是几天。他两天才洗一次脸，他的女弟子脸上长满了冻疮……

　　潘先生的另一位女弟子，自幼生长在大城市，都没单独住过一个房间；然而因工作需要，毫无怨言地只身一人在深山老林中考察了8个月之久。有一次，为了节省经费开支，她没有雇请民工，竟独自背着20公斤重的液氮罐走了十几公里山路赶到野外营地。

　　研究课题，研究经费，全额奖学金，还安排一位计算机博士协助工作……在如此条件之下，一个人居然还不肯留在美国，还毫不动摇地回到秦岭，该被视为傻吧？——而以上那两名女研究生，就都做了这样的“傻子”。

　　在那些考察的岁月里，一位博士研究生每月的助学金只有331元……

　　1993年10月，一封关于环保的告急信转呈给了朱总理，朱总理批示：“立即停止采伐，安排职工转产，建立新的自然保护区……”

　　那一封信是潘先生们寄出的，秦岭的又一片宝贵林区得到了保存……

　　世界上，有些事情是极其热闹的，经常伴随着掌声和鲜花；有些事情的意义是可以直接用金钱来衡量的，于是愿意做的人趋之若鹜；有些事情一旦做好了，车子、房子、票子、位子，什么什么都有了。甚至，只要有幸运去做，做得半好不好表面实际并不好，也什么都有了。而有些事情，是寂寞的，艰苦的，远离热闹、掌声和鲜花的，是往往要搭赔上大好的青春年华却无论做得多么出色，也是几乎无人喝彩的……

　　20世纪80年代，有一位美国的女博士，独自从事了8年多对大猩猩生活习性的野外考察。她的事迹在中国的电视里播映后，令多少中国人为之感动啊！那时我这一代人在一起常说：“什么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人呢！”

　　原来，我们有的啊！而且15年之久！快两个8年了！而且参加考察的，一直有20岁多一点点的坚毅的女孩子！而且，他们的自然保护之事业还在继续着，只不过由大熊猫转向了别的方面……

　　大熊猫是国宝，世界上惟中国才有的可爱的珍稀动物，为世界好好保护它们的生存———这一点我懂。我也只懂这么一点。我并不想另外再知道太多。我想我懂以上一点也就足够了。我不是生物学家。我是作家，更习惯于“研究”人，“考察”人。正如潘先生们，将研究和考察生物作为事业。

　　但是，我这个习惯于“研究”人“考察”人的人，却始终对潘先生和他的弟子们有一个大困惑———是什么一种动力促使他们呢？15年，太久了啊！后来我就想到了“宗教般的执著”这一种解释。我偶然从报上读到过记者对潘先生的发问，而他回答：“我们是将自然保护这一事业当成宗教来献身的啊！”

　　既然连他自己都这么说，我也就从此打消寻找机会当面问他的念头了。

　　我想，那些人一定会去做：注定亏了自己们大大地委屈了自己们的事，大约也只能由一些“傻人”去做吧？做这样一些事的“傻人”们，确乎需要有宗教徒般的信仰的伟力支撑着他们的精神啊！

　　而那已是我没有的。

　　所以我在他们和他们的所做的事面前，只有不由得卑恭而已；另外再加上我的敬意而已。

　　我还能这样，成了我这种浮名累身的人活着的一种理由。

　　至于潘先生们，我想，他们也是中国的“珍稀动物”啊！中国，当为他们保存“繁衍”的环境。

　　在教师节前夕，我将我卑恭的敬意，呈献给潘文石教授，和他身边那些学子，那些可敬的男孩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