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城邦大概可看作是早期城市的雏形，而近代城市的兴起则以英国的圈地运动为时间跨越，英国也完成了农村向城市的转变，换句话说，这是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第一次过渡。从此，城市成为建立现代意义国家的标志，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国力发展的快慢。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所走的每一步都比他国充满更多的艰辛，但这是一条必由之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在走城市化之路，北京市石景山区也创造了一种模式。

　　主持人：据我了解，石景山区的社区建设一直走在北京乃至全国的前列，在农村城市化改造的过程中，石景山区做了哪些大胆的探索？

　　刘春锋：我简单介绍石景山区的基本情况。石景山区位于北京市长安街的西端，辖区面积86平方公里，48.9万人口，全区有8个街道办事处和一个街道层面的社区，128个社区，辖区内有中央、市属和部队单位近700家。

　　贾庆林同志任北京市委书记时到石景山区调研，给我们提出了能否探索加快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一条新路的课题。刘淇同志也亲自到我区指导工作。在市委的领导下，经过我区几年的辛勤奋斗，去年12月，石景山区实施了一次性农转居工作，成为北京市第五个没有农民的城区。

　　石景山区是北京市城市化发展水平很快的城区之一，也是北京市农村城市化的试点，肩负着探索北京农村城市化之路的重任。试点换个说法就是焦点、难点，作为试点，我们的压力很大。近一年多来，我们在推进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对农转居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调研，对组织、资产、人员、福利等问题做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和探讨。城市化的推进包括理念、资源的开发和整合、产业调整、农民的安置和稳定；城市化的指标包括城建水平、规模、质量、品位及人性化的城市结构和城市管理思维等等，这些都对我们提出新的课题。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探索出了北京市农村城市化发展的新路，现在，石景山区在城市管理规划、社区建设、居民素质和文明程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主持人：作为北京市的前重工业区，石景山区是如何实现对传统产业改造？改造的依据是什么？前景怎样？

　　刘春锋：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建设、城市功能越来越突出，我们必须按照首都经济的总体发展布局并结合我们自身的资源优势，调整地区产业结构。以首钢为例，目前的非钢产业已超过钢产业，又对人员、土地和资源重新进行了配置，特钢公司基本处于产业全面调整和更新换代阶段，其他几家北京市重工企业也都对产业进行了重大改造，目前，我区产业正处于二产到三产的重大转移阶段。

　　作为北京一个重要的功能区———首都城区，石景山区有区位优势，特点越来越突出，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和城市功能非常到位，已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城市体系，初步显现现代化城市的一种框架。

　　石景山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西山的龙头在石景山区，就是说北京最近的山在石景山区，石景山区必须充分挖掘这些资源，为北京乃至全国提供旅游新概念。现代制造业、涵盖“三产”的旅游业、体育文化产业、IT信息产业将推动石景山区现代产业结构调整，成为我们地区产业功能的所在。

　　经过区八届党代会和十一届人代会提出未来五到十年的发展规划，再结合石景山区实际，我们确立了“三区”（体现首都经济特征的现代工业区、富有传统特色又有鲜明时代气息的都市休闲旅游区和人居环境一流的文明区）发展目标。随着“三区”概念的提出，石景山区也逐步呈现三个功能带：南部的现代产业带、北部的自然文化旅游带和中部的生活带。通过对自然文化资源的挖掘和赋予市场经济的内涵，形成产业的带动力和影响力。

　　我们已引进和即将引进一些国际文化娱乐公司，将建立起现代商业中心、五星级宾馆、综合性的文化娱乐中心、城市国际会展中心、主题公园、汽车销售中心和高科技产业，这些项目经过国内外专家的充分认证，也符合北京市的定位目标。首钢总公司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工业旅游一直是国家旅游局关注的，另外，首钢在北戴河及其他地区还有旅游产业，如果整合这些资源，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企业，也是很好的创新产品。

　　主持人：作为石景山区主管旅游经济和社区建设的领导，你是如何看待旅游产业对全区经济格局的影响？对社区建设这个系统性工程，你有何独到的见解？或者说，全区上下在理论上、实践上怎样达成了共识和协调？

　　刘春锋：我认为，在旅游领域，积极引进项目，整合旅游资源，搞大型活动，宣传地区形象，都是我们急需推动的工作。这几年来旅游经济逐渐形成一定的态势和声势，在全区经济中占有越来越多的份额，我们将加大对旅游产业的投入，使之成为我区一个重要的产业支柱。

　　社区建设从成就来看，在全国确实有一定名声。去年，我区被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区”。最近，刘淇书记、杜德印副书记先后来石景山区，对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和社区工作进行调研，对我区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提出明确指示。

　　社区建设是个系统工程，政府必须引导社区工作，依靠社区力量，整合社区资源，解决社区问题，推动社区发展，建立文明、祥和、优美、和谐、经济繁荣的新社区。我们区多年来以社区党建为龙头，以“六民”工程（为民、富民、安民、乐民、便民、育民）为载体，合各方之智，举全区之力，共谋发展大计，共建美好社区。通过几年的工作，从理论层面到实践操作，全区上下明确了思想，统一了认识。

　　主持人：应该说，石景山区的城市化改造方向是对的，工作是成效的，但似乎不应该仅仅当作一个区域或局部的问题，而应该从更为广阔的层面和更为长远的视线去观察，“石景山模式”无疑会给中国的城市化史留下一篇范作，石景山社区建设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哪些方面可供借鉴？

　　刘春锋：在工作中，我们探索出一系列经验并创造了石景山区特色，“石景山模式”符合改革的方向，符合中办发2000年23号文件“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精神，符合北京市四次城市管理工作会的精神，方法正确，得到各方认可。比如“六民”工程就是石景山区工作思路的创新。在多年的社区建设中，我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让百姓受益”为原则，始终以群众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为标准，大力推进社区建设。

　　社区建设不仅仅是政府的行为，主体力量更是社区成员单位和广大居民，只有居民动员起来，自发自觉地参与社区各项建设，才能够形成共处社区、共享资源、共谋发展、共建文明的社区建设新格局，才能够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比如我们建立“社区居民健康俱乐部”、“六民协会”等各种群众组织，通过他们向下面传达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这使石景山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大大提高。

　　随着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发生变化，原有的政府管理体系已不大适应今天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好比一个传动机构有多个齿轮，在啮合的过程中，如果其中的某个齿轮出了故障，那么整个啮合就会发生困难。因此，为了使国家机器更好地运转，我们在鲁谷社区进行了街道层面上城市管理体制创新，鲁谷社区的改革是依据中办发2000年23号文件进行的，它突破现在一直沿用的街道条例，在街道层面上，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和政府职能回归、下放。从表面上看，只改变了名称，原来叫街道，现在叫鲁谷社区行政事务管理中心，内设机构变了，原有17个科室，现在就三部一室，并建立社区委员会，人员减少，职能调整。实际上，鲁谷社区的变化已触动了中国整个管理体制，至少真正触动了街道这个环节，触动了政府、社会、市场如何协调，如何分工的问题。市场职能有一个概念，怎么为市场服务，怎么发挥区域经济的优势。社会职能的培育是体现民主，使民主机制和民主体系健全起来，具体到鲁谷社区是成立社区委员会，目的是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并使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意见与建议的权益得到体现，这是对中国民主的推进。

　　新华社有个记者来到石景山区，深有体会地对我说，石景山区社区建设在全国都有很好的借鉴和探索意义。的确如此，体制和职能转变作为重心下移，这是几年来解决不了的研究课题，现在新闻界、理论界、研究机构、包括领导层都在研究，关系到体制怎么设计，城市管理层面怎么设计的问题，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了积极的探索。

　　名称的改变触动了法律法规，并引发了新一轮的思考，街道存在不存在？怎么存在？是否可以有不同的模式？这种思维定势必须突破，必须推动整个政治体制适应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我们认为这不仅是换了牌，改了机构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引起上上下下对中国城市管理体制和民主化的思考，此举也引起了高层领导的关注。

　　主持人：民间组织的建立可以解决政府的过度拥挤和权限过大的问题，以行业之间的自律和约定俗成的准绳为政府分担原本属于社会的职能，以有限替代无限，我国由于民间组织的弱小和定义的不明确，造成社会职能处于一种架空的状态，但民间组织的过分庞大，也对体制造成冲击，而如果太紧又失去原来的涵义，石景山区在这个问题上怎样把握度的原则？

　　刘春锋：民间组织是党和政府与群众联系的一种纽带，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这些民间组织可以在群众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贯彻和落实。同时，这些民间组织的建立还可以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生活，促进社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坚持社区党组织要加强对民间组织的领导，街道办事处也要加强对其的指导，保证民间组织发展的方向。我们成立的“老山东里社区居民健康俱乐部”这个民间组织，它替代了政府的部分社会职能，使政府能从“无限”中解放。成立之初，我们就研究居民如何参与，研究载体合法性的问题。俱乐部的成立、章程的制定、活动的安排始终是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经过社区全员代表大会通过。健康俱乐部从过去一百多人发展到现在的一千多人，活动也由过去的身体健康发展到现在的精神健康，由个人健康发展到家庭健康、楼门健康、社区健康，深受社区居民欢迎。俱乐部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是中国未来必须做的一项工作，是关心中国发展的有识之士思考的问题，也是我区的一个特点，为北京乃至全国探索了一条新路。

　　主持人：我了解到，石景山区有个军营社区，这是很新鲜的名词，石景山区是怎么建立起这个社区的？

　　刘春锋：石景山辖区内驻军部队单位较多，而且石景山区连续3年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城，连续5年被评为北京市双拥模范区。但是，通过多年的双拥工作，我们感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有的双拥工作形式比较单一，不能很好地满足部队的需要，双拥工作也要坚持与时俱进。我区与北京军区联勤部联手，结合部队营院和部队后勤保障社会化的要求，积极探索军营和社会衔接，军营和社区建设结合的新方式，这样，就建立了军营社区。

　　军营社区的建立主要是把军营的一部分社会职能剥离推向社会，如老干部的管理，以前是部队负责到底，现在是由社区管理，建立学习室、健身房、室外公园、文化公园，丰富他们的生活，从军营向社会过渡。军营社区的创新，是依据市场经济的规则，按“三个代表”思想指导我们的工作，真正达到“六民”思想的精髓。军营社区创新了双拥工作，丰富了新时期双拥工作的内涵，探索了部队营院管理社会化的新模式，使军地双方都受益。去年，全国双拥办和总政在我区召开现场会，推广这一经验。

　　主持人：作为社区建设探索的先驱，你认为你们目前最大的困难在哪儿？

　　刘春锋：石景山区通过多年的社区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等社区理念已深入人心，全区上下达成了共谋发展大计，共建美好社区的共识。所以，困难谈不上，问题还存在。目前社区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理论跟不上，没有主流的代表方向的理论，很多都是基层在实践中摸索的；再有就是法律法规不配套，一直沿用1954年的街道条例，而我们必须突破但又不能违法，不能违背方向；在观念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必须突破，在改革的过程中，必定触动部门利益，有的认识不到位，甚至不认识，这是我们工作的难点，而在区里，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创新、突破，已形成很好的共识；另外，经济发展水平，也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但这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我们要有自己的特色。主持人：你刚才谈到，社区建设的基点是以人为本，予民受益，请问居民有哪些诉求的渠道？社区干部的素质如何培养？

　　刘春锋：通过机制的完善，我们和群众的沟通渠道始终畅通，区里有人大代表及时反映群众呼声；有信访工作机制；街道这个层面更是直接和群众接触；社区有议事会、党建联谊会、信访站等。

　　从1998年开始，我们就抓社区干部队伍建设，随着侯玉兰区长（她是社区建设方面的专家）的到来，她把先进的社区建设理论引进来，请澳大利亚和国内的专家学者到石景山区讲课，培训我们的干部，又派一部分干部到外地学习取经，而且，我们专门成立社区学院，和北京城市学院合作，培训社区干部，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习任务，并要求他们持证上岗。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训，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也遇到新的课题，但区里有前瞻的机制，以适应变化的需要，区里各位领导都在不断地学习，对重大的问题，我们进行研讨，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在综合的基础上，才最终做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