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8月起，南京城区出现大范围的恶臭污染。两年来，市民有关恶臭的投诉已高达1763次，近期，全城恶臭更有愈演愈烈之势，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然而制造南京大面积恶臭的“黑手”究竟是谁？究竟有多少户居民“受害”？在一片投诉声中，一场特殊会议终于召开——南京市环保局邀请市民代表、全国的专家、相关企业负责人，共同直面恶臭问题。

　　不堪遭受恶臭袭扰逾两年

　　南京市民致环保局律师函

　　9月8日深夜1时，南京市北京西路北阴阳营8号，酣睡中，市民谢先生突然梦见自己掉进了大粪池。惊出一身冷汗后，他醒了，本能地摸摸床沿，还好，人还在床上，只是大粪池里发出的臭味还在。他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困扰他家两年之久的恶臭又来了。

　　而恶臭再一次在全城弥漫，对于屡遭恶臭折磨的南京市民来说早已不是新闻。

　　南京市环境检测中心站有一帮专业“嗅辨员”，专门凭嗅觉检测气体泄漏污染。但在频频弥漫半个南京城的恶臭面前，嗅辨员们束手无策。

　　9月2日，忍受不了恶臭折磨的南京莫愁新寓居民毛子辉通过南京博士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姚彬、陈清向南京市环保局发出“律师函”，要求该局按法定的程序，在法定的时间内给予其回复。

　　陈清律师说，作为行政主体，依据相关的行政法规，南京市环保局必须在接到投诉的一个星期内对投诉人投诉的问题进行核实，如果达到立案条件，马上立案查处，如果达不到立案的条件，则要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立案后，再对投诉进行进一步调查，在法定的期限内找出责任方，作出相应的处罚。否则，投诉人有权状告环保部门不作为。

　　9月6日，毛先生接到环保局有关参加恶臭问题听证会的邀请。

　　专家市民百人争执一天

　　环保局初步锁定臭之源

　　9日的论证会持续时间了7个小时。

　　论证会参会人员汇集了全国研究恶臭方面的权威专家。并同时邀请了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的7个化工企业的代表参加，与会人数将近百人。

　　在论证会上，环保局坦承，两年来，为查找出恶臭源头，南京的环保工作人员一直在做着种种努力，截至目前，基本锁定的“黑名单”共有7家。涉及化纤、炼油、石化等企业，但目前还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这些企业一定是“恶臭罪魁”。

　　虽然对于恶臭源头的查找之前曾有专家认为：通过仪器锁定物质，然后逆风向查寻，两三天内就可能查到污染源。但是，出席会议的专家却出奇“保守”，一致认为：解决恶臭污染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专家认为，之所以说恶臭污染源的难解，原因在于恶臭不是由单一物质引起的，高架的点源污染、违法排放的面源污染、臭水沟河道的体源污染早已让南京的恶臭成了一锅糊涂粥，要想找出具体的污染源实在困难。

　　国家环境保护恶臭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主任石磊教授分析说，恶臭污染是由多种物质低浓度构成的，就像高级香水是由多种香料调和而成的，各种因子叠加后会形成另一种味道，他举例说，吲哚是一种恶臭物质，但在稀释的状况下是香的，著名的香水“毒药”中就有这种成分。所以对恶臭的辨别、治理具有较大的难度，也更需各方的共同配合。

　　但专家也并不否定，恶臭有一定规律可循，比如，经过监测已可证明南京恶臭和二硫化碳和硫化氢的排放有关，排放这些污染物的企业肯定难辞其咎。而且，氨类物质、吲哚类物质、杂烷类物质都极易产生恶臭。

　　市民认为查源不能无限期

　　应从源头去监测控制恶臭

　　7家企业包括3家大型企业和4家小化工厂，都否认城区大面积恶臭与自己有关。据市环保监测中心站通过监测采样、物料衡算等方面的工作，测算某化纤厂2002年排放主要恶臭物质硫化氢约500吨，占全市排放量的50%以上，排放二硫化碳约2000吨。但该企业的同志态度却非常激烈，说本厂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投产了，而居民对恶臭的投诉是近两年才有的。他们认为本厂的项目都是经过有关部门论证的，两项物质的排放都是达标的，其他一些企业的设备排放硫化物要比本厂多得多。相比之下，另两家大企业的口气要温和些，但态度也非常明确，认为自己对南京城区的恶臭没有责任。

　　企业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引起专家和市民的一致反感。原扬子石化公司安全环保处高工朱仲元明确地说，企业首先不应推脱责任，要有积极的态度。作为一个公民也好，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也好，都应对环境负责。

　　市民李如恒建议有关部门应该想着从源头上去监测控制恶臭，在每一个可能产生恶臭的企业周围建立专门的监测设备，全天候在线监测企业的废气排放情况。市政府的环保部门应该将这一利市利民的工程立项，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李如恒的建议最终被专家组采纳，写入最终的论证意见书。

　　针对专家们所说的查找恶臭源需要时间一说，已向环保局发出“律师函”的毛子辉先生在会上针锋相对地说，从第一起大面积恶臭投诉出现至今，两年的时间还不够长？查处行动不应该是无限期的，而且应该限产、停产措施一起上。南京市环保局严苏扬局长表示，近两年环保部门的调查结果和专家组的意见将作为下一步环保部门依法行政的基础，环保部门将视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管理和治理要求。（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