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不应成为“时代恶疾”

　　——写在第一个“世界预防自杀日”社评二条

　　人有病，天知否？

　　根据卫生部日前发布的统计数字，我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死于自杀，有200万人自杀未遂。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中国已经成为高自杀率国家（据9月10日新华社电）。

　　在9月10日，这个由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自杀预防协会共同确定的第一个“世界预防自杀日”里，我们必须承受起对那些不该早逝的生命的伤痛，以及由此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创伤。当自杀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这一切我们已经无法回避。

　　首先，必须廓清一种对于自杀的错误认识。我们通常用“同情”“怜悯”的眼光来看待自杀行为，更有甚者，还有人认为自杀是有勇气的表现。显然这是将自杀行为仅仅视为一种个人行为，而忽略了其对社会、家庭的影响。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一个人的自杀至少会使6个家人或朋友的生活深受影响，根据这一推算，中国每年有150万人承受着自杀事件带来的严重心理创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在每年疾病给中国造成的经济负担中，自杀带来的经济负担占五分之一，占第一位。事实上，早在1897年，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在其《自杀论》中提出，“自杀必须列为不道德的行为”。只有厘清了对于自杀的认识，才有助于形成预防自杀的社会心理。

　　其次，必须建立起完善配套的自杀干预机制。然而现实是，与数目庞大的自杀人群相比，我国自杀干预机制远不足以担负起干预自杀行为的作用，有关自杀干预机构的数量也很有限。“抑郁症是自杀的头号杀手”，在自杀人群中，有近8成的人患有抑郁症。而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80％的自杀者在行动前没有寻求过心理帮助。没有寻求帮助，是因为他们求救无门。如何解决那些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时代的变迁等等外部条件下导致的心理疾病，如何关注那些受灾难、被抛弃、贫困、弱智等人群的心理健康，怎样防止出现一些“痛不欲生”者，以及怎样对那些“痛不欲生”的人群及时施以援手，即如何建立起完善的自杀干预机制，是摆在政府以及社会中间组织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与此同时，必须加强对全体国民的“生命教育”。由于传统文化以及现实当中存在的鄙视生命价值、尊严与意义的因素，长久以来，我们忽视甚至遗弃了生命教育对于国民教育的重要意义。生命教育的缺失与高自杀率这一“时代恶疾”之间不无关系。

　　生命的意义不仅属于个体，更属于社会。自杀不仅是自身的痛苦，更是一个社会的沉重负担。从这个角度说，关注生命，预防自杀，也是现代政府及现代社会不可回避的责任。

　　本报评论员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