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两周年特辑之二」

　　随着社会的转型、公民知情度的提高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发现社会生活中的突发事件也不断“增多”，如地震、水灾、旱灾等传统的自然灾害，以及恐怖袭击、传染性疾病流行等突发性灾难。这些灾难不仅与受害者个人有关，也与社会其他群体密切相关，从长远看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持续发展。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对于这些突发性的危机事件或者说是公共问题，到底应该由谁来解决？是全部都依赖政府，还是依靠公众的共同参与？

　　两年前，美国处理9·11危机事件的成功经验无疑可以给我们诸多启示。而其中的启示之一就是政府在危机面前应该大力动员公众，积极利用强大的民间资源，鼓励公民树立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的志愿精神。

　　9·11之后，一方面美国政府利用行政体系的力量积极开展救助、全力预防；另一方面，作为全世界最强大的美国政府也十分善于和懂得动员民间资源。政府不仅号召广大民众进行捐款，也发动社区志愿者预防恐怖袭击，鼓励各个社会群体参与解决危机。其结果是美国不仅通过此次危机事件增强了公民的自豪感、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主人翁责任感、提升了民族的凝聚力，而且也极大地减轻了政府的压力，节约了政府的资源，使得政府可以腾出精力致力于国家的长远规划与战略发展，而不至于被危机拖累而精疲力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民间资源的动员过程中，美国的民间组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民众正是通过形形色色的民间组织参与到危机处理的过程之中。在美国，民间慈善组织通常具备专业的募款技能、拥有庞大的捐赠者群体和丰富的社会救助与志愿者管理经验，再加上很多民间组织扎根于社区之中，大多数民众或者是民间组织的成员，或者是民间组织的支持群体。因此，一个公民只要想为危机事件出钱出力，他就可以很容易找到一个自己信任的民间组织参与到危机处理的过程之中。在9·11事件中，美国大约有70％以上的国民进行了捐赠或提供志愿服务，这也是美国成功地转“危”为“机”的重要原因。

　　今年，我们成功战胜了ＳＡＲＳ疫情，这样的成就是令人骄傲的，但也要看到，在处理ＳＡＲＳ危机的过程中，政府似乎过多利用了行政力量强势介入的办法，而对民间资源的利用和动员明显不足，广大民众也缺乏主动参与的责任感，而是被动的应对，对政府存在着过多的依赖。客观地说，政府也发出了全民动员的号召，然而，这种号召最终还是落到了政府的各基层“单位”和政府职能延伸的“居委会”身上；另一方面，民众对于危机事件或公共事务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一些民众认为这完全是政府的事情，待在家里就是对政府最好的支持。其结果是本次ＳＡＲＳ事件不仅社会捐赠率不高，而且志愿者非常有限。最后，我们虽然战胜了ＳＡＲＳ疫情，但是这却是以耗尽了大部分政府资源才取得的，政府的其他职能大部分都因ＳＡＲＳ而停顿，这样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虽然9·11恐怖袭击与ＳＡＲＳ疫情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危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两个国家在应对危机事件的过程中民间参与的迥然差异。显然，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和政府对公共生活的包揽，在于中国的公民社会还不成熟，在政府与企业之外，还缺乏一个健全的第三部门。而民间组织的缺位正是导致政府难以有效动员民间资源和民众缺乏参与渠道的主因。

　　由于民众参与不足，民间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不仅政府疲于奔命，难以集中力量致力于国家的战略发展，而且在危机之后，应对危机的成果也难以沉淀和固化。当前，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是民众在ＳＡＲＳ期间培养的卫生习惯、环保习惯、体育锻炼的习惯并没有坚持下来，中国在ＳＡＲＳ期间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很可能将轻而易举地被浪费掉了。假如民众能够通过更多的民间环保团体、民间保健团体、卫生团体参与活动，那么，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民众可以通过有组织的定期活动，将新的观念转化为行动，将行动转化为文化。

　　大约在10年前，英国的一位学者就对“我不‘参与’我的生活”的现象发出了警告。事实上，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面对公共问题、公共危机，我们不仅需要政府的指引，更需要公众的参与，而其中不可替代的中介与桥梁则是丰富多彩的民间慈善组织、志愿者团体。

　　邓国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ＮＧＯ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