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从鸦片战争和其后《南京条约》的签订开始,中国社会性质发生重大转变,从封建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贵州同样也经历了这个过程。

　　鸦片战争前,由于雍正年间“改土归流”的普遍实施,土司制走向衰落。土司制的衰落,使封建领主经济受到巨大冲击,大小领主的特权被剥夺,一些领主只能典卖自己的土地,这样封建地主所有制得到了发展。广大各族农民尽管仍受到地主的残酷剥削,但从领主制到地主制,在人身依附关系、土地依附关系和劳役负担上还是有所减轻,因此从雍正开始,历乾隆、嘉庆,直至鸦片战争前,贵州的经济还是有所发展。

　　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曾三次调用贵州兵2500名由安义镇总兵段永福率领赴广州前线,后又调贵州松桃人、时任湖南提督的杨芳作参赞大臣,辅助奕山抗击英军。面对英国侵略者先进的枪炮,贵州兵虽有胜有负,但其英勇不屈的精神还是给广东人民留下良好的印象。后英军北上,攻打浙江,陷宁波,清政府又调段永福率贵州、四川兵前往支援,段永福统率所部在宁波城下,奋力杀敌,城虽不能克,但已使贵州兵英勇善战之名闻于东南,后段永福升任浙江提督。

　　鸦片战争中,西方殖民主义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国门,战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将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目的用条约形式规定了下来。此后西方列强又用同样办法,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自此以后,外国商品像潮水般涌进;外国轮船开进了中国领海和大江大河;各式各样的外国人(官员、传教士、士兵等)在中国土地上大摇大摆,进出自如;在通商口岸和租界中,外国人成了主人,形成了国中之国。

　　鸦片战争和以后一系列西方列强侵华战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贵州情况而言,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内地,特别是洋纱的输入,使贵州传统的农民手工纺纱完全受到排斥,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农村经济模式即将瓦解。

　　侵略者一面向贵州倾销商品,一面又从贵州低价掠夺原料,贵州的矿产资源和土特产尤为他们垂涎。他们将一驮驮骡马运来棉纱,又将贵州的矿产、生漆、桐油、木材,经过汉口、昆明、广州转运外国。如英国、法国在梵净山收买生锑,每吨本银30两,只要运到汉口就可售银60—70两。外国侵略者对贵州矿产品和土特产的收购,虽也刺激了贵州采矿业和农村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发展,但得到最大好处的还是外国资本家。

　　从19世纪40年代到世纪末,贵州市场也被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当时以贵阳为中心,有湖南路线、广西路线、云南路线之说。湖南路线是日本货通道,广西路线是英国货通道,云南路线是法国货通道。贵州已日渐融入世界市场。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的签订,西方教会得到在中国公开的传教权之后,贵州的教案日益增多。传教士中不乏有为传教事业献身的职业宗教人士,但也有不少混迹于教士队伍中的侵略分子,他们以传教为名,绘制贵州地图,收集矿产、气象情报。分布贵州各地的教堂还大肆兼并土地、欺压各族群众,终于导致了贵州教案的发生。

　　1894年,外国列强通过《甲午战争》又得到了在中国开设工厂、矿山的权利。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以投资、贷款形式攫取贵州矿产资源。青溪铁厂的兴办,贵州地方当局就向德国贷了款,后法国、英国又获得了单独开采我国最大水银矿万山矿的权利,帝国主义获得贵州矿产开采权,完全是一种掠夺行为,如法国开采正安铅矿,其条件就是要将“官契”交给法国,这实际上是一种永久占有。

　　鸦片战争后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其内容不外是割地、赔款。赔款数又十分巨大,清政府又将它转嫁给全国人民,贵州与全国一样,鸦片战争后各级地方官加强了对贵州各族人民的压榨。其中田赋因正赋有额定数,地方官便加重了损耗、加派,有的地方还推行尖斗,农民上粮一石,实际须交二石,增加了一倍。除加重赋税外,还有种种苛捐和徭役,贵州地方官对百姓的盘剥已达无孔不入地步,当时练兵、司法、教育、壮丁、工食、消防无不有捐税,为满足官员和衙役的贪欲,他们还在各地增设、私设税卡,如遵义一地除原有税卡外就增设7处,目的就是中饱私囊。广大各族人民在沉重的封建重负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当时一位官吏在黔东南一带就看到当地少数民族农民“终日采芒为生,四时不得一粟入口”。农民只得出卖自己赖以为生的土地。从道光以后,贵州土地兼并严重,一些官吏、富商、地方有势力的民族上层都成为拥有上千亩甚至万亩土地的大地主。广大各族农民在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官僚、地主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反抗不断,终于在咸丰、同治年间,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咸同大起义。

　　鸦片战争后贵州社会经济的重大变化,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比之沿海地区,从时间上说要晚一些,程度上也有一些差别,但这个“千年未有之变局”,使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对贵州历史的影响是深远的。

　　作者：冯祖贻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