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晴

　　两年前的9月11日，在电视的现场转播下，纽约世贸大楼遭受飞机撞击、起火、坍塌的场面扑入人眼，美国人民的反应是：震惊、恐惧和愤怒。此后，恐怖主义便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中心议题，影响了美国和世界其后两年的历史进程，衍生了复杂的世界变动。

　　“9·11”之后的两年中，美国在世界上进行了两场战争，一场是阿富汗战争，一场是最近结束的伊拉克战争。这是两场已经结束的战争，又是两场没有结束的战争。从国家间军事对抗的角度看，战争已经结束；从民间对抗和国家社会重建的角度看，战争又远没有结束。战前，美国援引二战后对日占领的例子作为战争的理由之一，但现在看来，二者没有可比性，历史和文化环境的差别太大。

　　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据说是在“震慑和畏惧”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不能不让人联想，恐怖主义对世贸大楼的袭击，何尝不也是一种“震慑和畏惧”的手法。恐怖主义打击的目标是摧毁美国的文化象征和信心，事实证明，他们没有真正达到这一目的。美国“震慑与畏惧”的战略在军事上似是有效的，但背后靠的是悬殊的实力差距。在正规战争结束后，在收拾人心和重建社会方面，这一战略似全然无效，因为强力只能摧毁原有的结构，而重建是一个漫长的文化过程。

　　最近，美国较多地表述了希望联合国和其它国家介入伊拉克战后事务的要求，同时坚持美国的主导作用。众所周知，美国是在没有联合国授权、许多国家反对的情况下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现在又让别人介入收拾残局，而且只许打工，不得说话做主，这样的要求未免不近情理。事实上，任何介入都必然产生影响，改变事态进程，美国提出了一个物理学上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对美国而言，改不了“一家说了算”的心态，就会大大增加国际协调的难度，借用中国汉代汲黯讽喻汉武帝的一句话，“内多欲而外示仁义，岂可得也”。

　　近年，文明冲突论是一个世界关注的学术话题。“9·11”之后，文明冲突似乎成为自动实现的预言，成为急迫的现实问题。恐怖主义行为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文明准则，必须鸣鼓而攻之。另一方面，恐怖主义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应对恐怖主义绝非一个简单的“执法”过程。

　　对于拉登等恐怖主义势力，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具有文明认同和意识形态的特征。特定的文明认同固然是当今人类不可避免的属性，但这种认同也应避免走向绝对、狭隘、排他和极端。在当今世界上，从精神层面来说，文明认同极端化是文明冲突的根源。在强势文明人群中，它导致了霸权意识、文化自大，在弱势文明人群中，它导致了“与汝偕亡”的绝望心态，导致了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冲突激烈，但在精神倾向上却一脉相通。

　　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容忍、相互信任和学习，这对今日的世界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不仅是化解文明冲突的精神基础，也是消除恐怖主义的釜底抽薪之策。在文明不平等的背后是现实的不平等，是南北差距扩大，贫富悬殊愈烈的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全球性社会公正的问题日益突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只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