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郝洪

　　本周，花近200万元竞选村官的主角之一———山西省河津市老窑头村村委会主任候选人王玉峰在央视的《新闻夜话》中露面，使得“天价竞选村官事件”再次成为媒体焦点。

　　8月下旬，有媒体报道说，在老窑头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两位村委会主任的候选人王玉峰、史明泽分别向村民承诺，如果当选，就向全村1300口人每人发放1800元和2000元。最后，王玉峰赢得竞选，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并立即兑现承诺。

　　公众的关注多集中在王玉峰们是否贿选，并且派生出一个疑问：富人究竟能把村民选举带向何方？

　　对于这个问题，恐怕不能从王玉峰这一个孤立事件来寻找答案，更不能单从王玉峰拿钱买选票的竞选方式上做总结。我们不妨回头看看这几年私营经济发展迅速的浙江。

　　在小老板数以百万计的富裕的浙江乡村，财富力量对村民选举的渗透已有相当时日。今年8月19日人民网上一篇题为《“先富群体”竞选“村官”现象的调查与思考》一文透露，2002年，浙江省有近4万个村完成了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越来越多富裕起来的村民积极参加村官竞选，且当选比例较高。据初步统计，该省新当选13万多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约占30％。在富裕的义乌、永康、东阳、瑞安等地，当选比例更是高达60％。

　　该调查报告作者周炳泉将“先富群体”的竞选手段总结为以下这几条：一是捐资村办公益事业；二是公开竞选承诺，不要报酬、发展集体经济；三是采用经济公关手段，送钱、送物，或请客吃饭拉票；四是成立竞选班子，有组织地开展竞选活动。

　　不难看出，在竞选者的眼里，选民是需要争取和说服的对象，选民自主选择的权利是不可轻易被左右的。竞选者必须向选民展现参选的能力与实力———是否诚实可信，能否给村民带来实际利益，这方面的引导在村民选举中起着更直接的作用，而在这种引导之下，选民自主权得到一定的尊重———他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这一引导。

　　成立竞选班子、提出竞选口号和竞选承诺，并且有组织地进行竞选宣传公关，这一相对复杂的竞选方式在村官竞选活动中的出现，同样具有时代意义。这不仅需要相当的财富资源，也需要一定的社会组织体系和知识力量的支撑，它将村民对候选人的考察范围扩大了。过去，村民们多凭平日印象来判断候选人的行事风格和行事能力，现在，多角度展开的竞选活动，给选民一个立体考察候选人的机会。在“是否能够发展本村经济，带领村民走上致富道路”的目标期待下，村民们在形形色色的竞选活动中考察候选人对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的掌握，考察候选人的社会关系及其诚信度。

　　但是，人们担心在财富力量向村民选举渗透的过程中，基层民主选举是否会走偏？王玉峰们会不会为了赚回在竞选中的投资，而在日后通过权钱结合的方式以变本加厉地为自己谋私利。

　　这样的担心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眼下社会监督力量的缺位，以及村民自治民主制度的有待完善。人民网有评论指出，要准确、全面地认识村民自治。村委会选举只是村民自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村民自治必须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有机结合，形成“四个民主一套车”，否则就可能走上歧路。

　　鼓励先富者积极参与村官竞选，成为领着村民致富的带头人，并不意味着只有富人才可能推动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当王玉峰在央视节目中，面向公众叙说他以百万巨资竞选村官的秘密时，江苏射阳县出台了一个相当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红头文件，该文件规定为选拔村干部制定了一项新标准———年收入达10万元才能当村官。射阳的做法非但不可能推动当地基层民主选举，相反会遏制当地村民对民主选举的积极性。因为，他们把选举和被选举权看成了起奖惩作用的物质筹码，而非不可侵犯的人身权利。而且，这明显违法的规定，居然出自政府制定的政策，这倒是比王玉峰们的当选更令人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