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相始

　　从我记事起，就住在阳信路23号———一栋日本风格的二层小楼。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粗粗的树干一个人抱不过来。妈妈说这是阳信路上最大的一棵槐树。大约在小学三四年级时，我看遍了全路段的每个院落，认为我们23号院的槐树确是全阳信路最大的一棵。

　　阳信路23号大门朝西，门口是个水泥平台，进门下台阶，阶下是个水泥小院。春天，槐花开了，满院清香；夏天，树影婆娑，一地荫凉。乘凉的老太太坐个马扎或铺块凉席，闲扯着张长李短、锅碗瓢盆的话题。树阴下，男孩子扇烟牌、蹦杏核，小姑娘们跳皮筋、跳房子。玩得累了、热了，树下吃支冰糕，那是最惬意的了。有个卖五香豆的傻小子，经常在树下叫卖，喊起来唱歌似的“谁买俺的五香咸蹦豆二分钱一包哟。小孩向他妈妈要钱，他妈妈不给，他就哼啊哼啊要出钱来买一包哟！”青岛人说的蹦豆就是蚕豆，五香咸蹦豆就是五香蚕豆。那有节有韵的吆喝声，勾引得我直咽唾沫。

　　现在对长辈通称为叔叔、阿姨，我们小时候叫大爷、大娘。阳信路23号共住着6户人家。先是4户，我家、我姑姑徐家、王大娘家、刘大爷家。后来搬进了崔家和后院学生家。姑姑和姑夫都是教师，住在我们楼下。姑夫老家诸城，是刘墉的邻村，平日不苟言笑的他在说起宰相刘罗锅时，却总是眉飞色舞。姑夫有两大爱好，养花和书法。每年春节我家的对联都是姑夫写。受姑夫影响我也在毛笔字上下过功夫，但和姑夫比，只能算是臭字。王大娘是个善良的基督教徒，经济条件较好，常常接济我家。崔家大约是1956年搬来的，丈夫姓崔，妻子姓宋，都是干部，年轻，比我妈要小十多岁，我称他们“崔叔”、“宋姑”。我们两家住得最近，共用一个厨房，关系也最好。我家遇到什么难事，母亲总是找宋姑讨教，而崔家的孩子也经常受到我妈的管护。1960年饥荒时，少不更事的我偷挖宋姑一碗面烙饼吃了，那是个视粮如命的年代，宋姑却宽容地认为：不就是孩子做了点错事吗？我们两家仍亲密如初。每次回忆都会产生一种对宋姑的歉疚之情。后来，我们两家都搬出了槐树小院，妈妈一直想念宋姑，临终前还叨念说：你宋姑真是个好人。

　　母亲常说大槐树救过我们。1960年，母亲好像有先见之明似的，刚进入秋天便开始收集槐树树叶。先是在树上采摘，后来连地下的落叶也仔细地扫回家。我们兄妹五人，我是老大，那年16岁，小妹妹还不到一生日，全家七口人的生活仅靠父亲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来维持，贫困艰辛可想而知。妈妈把槐树叶煮熟后用水浸软，剁成细细的树叶末儿，掺上少许豆面或玉米面做成团子，再用大火蒸。整个冬季，这几乎是我们的主食，男孩每人每顿一碗稀粥，两个树叶团子，只有年幼的妹妹才能吃到一点纯粮。苦涩的树叶团子伴我们度过了那个饥饿而又寒冷的严冬。在回顾那段日子时，母亲曾对我们说：如果没有那棵大槐树，你们早就饿死了。

　　1966年我家搬出了槐树小院，1970年我下乡到莱西，后来在那里参加了工作。我仍经常到阳信路去看姑姑，看那棵使我魂牵梦绕的大槐树。后来，姑姑去世了，我身体多病，到青岛的次数少了。再后来，听说阳信路拆迁改造，大槐树被伐掉了。前些日子，我再次回到阳信路，仍是那条静谧而窄小的街道，仍是童年记忆中的模样，只是大槐树小院以及附近的一大片旧房已变成一幢幢新楼。一群嬉戏的孩子在路旁吵着、笑着，蓦然间，一种回到儿时的感觉油然而生，我傻傻地呆在那里站了好长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