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娟

　　沿着现在的开平路往东走，直到顶端是一个大上坡。坡上，早先有一座不大的山，记得小时候人们管它叫鸳鸯山。相传住在附近方圆几里地的有情人，大都愿意到山上去“谈情说爱”，还不单是因为它有能遮风蔽日的树林、鸟语花香的幽静，更因为它的地气好。据说上世纪50年代期间，它实在成就了不少对“鸳鸯”。

　　那时还没有开平路。沿山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坡道，道的两边是丛生的野灌木和杂草棵子。也常见从地里渗出的泉水积成为小湾。四周还依傍着茂盛的如今再也难以见到的“水红”和“曲曲芽”。

　　小时候，家长管教得很严。尽管家就住在离山下不远的职工宿舍，可直到十几岁了也没敢独自去过山顶。不过，其间跟着左邻右舍的大婶大妈每年都能上几回山坡和由山坡向南引出的一脉平缓的山岭。那里大都是附近农民种的庄稼、蔬菜。我能上坡的理由是去“倒地瓜、倒花生”（在已收获过的地里挖寻剩下的果实），或是去挖野菜。因为有大人看着，又是正事，家长自然也就放心了。虽然“正事”的“收获”每每甚微，而那一片片不大的山坡地，却着实成了我心目中神秘的乐园。

　　记得有一次在一块田垅上看到一畦开着白花的植物，那一朵一朵小花张着喇叭口，一节一节地向上排着，煞是可爱。邻居大妈说那是芝麻花。第一次见到长在地里的芝麻，我好奇地观赏着，突然发现花丛中有一只像金龟子大小的飞虫，黄莹莹的短翅抖动着紫亮而肥胖的身子在嗡嗡地叫着，来不及思索是何物，伸手就把它捧住，突然一阵钻心的痛疼，赶忙松开手，右手心上立马鼓起一个小馒头大的包，大妈惊呼：“不好了！这是让大黄蜂蜇的！”由于是自己作的孽，尽管整个胳膊透着凉气地疼，始终咬紧牙不让眼泪掉下来。回到家，竟然没有挨骂，母亲只是一边拿凉水替我冲洗着伤手，一边不解地问：“不痛吗？怎么不哭？”

　　后来工作了，结婚生子又搬了家。好处是新家就在鸳鸯山后边的不远处。每天，必须得翻过山包，路过开平路东端，才能到单位上班。于是，也就有了前后都能观看鸳鸯山的机会。不过，这时的山早已不是什么山了。不知什么时候，它变成了一个大长坡，坡顶的土包上是一些凹一块凸一块的沙石荒地。一早一晚倒是能看到去那里打太极拳的老人和一些踢球玩的孩子。原先的自然风貌几乎荡然无存。在后山腰上，还不知被什么人因采山石而用炸药炸了一个很大的石坑，远远望去，裸露的坑底乱石、杂草、垃圾，很是难看。

　　因为四周的农民早已转成了市民，所以自然也见不到地里的庄稼和蔬菜了。就连那些葱茏的树木，不知何故，仿佛一夜间也不翼而飞了。况且，山坡下的开平路自搞活经济以来就变成了集贸市场，山坡周围的人们一天到晚络绎不绝地拥往此处，或采购或经商，生生把这里变成了一方热闹非凡的嘈杂之地了。

　　再后来，我因工作调动，把家搬迁到东部，足有10年时间，再也没找机会去旧地重游。去年秋的一天，我和儿子外出办事。途中，儿子突然自作主张地开车绕道而行，直达我当年的“老地方”。因为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下车就被眼前一马平川的新建小区震住了！那里已是公寓和别墅式的楼群，鳞次栉比，错落有致，亮丽中透着现代城市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