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肾女的第二次起跑(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12日13:56 新民晚报

新闻背景　　世界器官移植受者运动会，是以器官移植受者为参赛选手的运动会，隶属于奥林匹克大家庭，也被称作移植界的奥运会。一九七八年由国际器官移植委员会主办了第一届，一九九四年起每两年举办一届，今年已是第十四届。其宗旨是展示各国医疗技术成就，帮助器官移植受者康复和回归社会，唤起公众的器官捐赠意识。

　　2003年7月24日，赵芳在法国南锡实现了梦想：站在世界器官移植受者运动会的领奖台上。这枚女乒单打银牌，是中国代表团在世界移植运动会上的首枚奖牌。今年38岁的赵芳是济南人，山东电力研究院的教师。12年前，因为肾衰竭她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1997年10月，她只身参加了在悉尼举行的第11届世界器官移植受者运动会，成为代表中国参加该运动会的第一人；2001年，她又和南京的一位肾脏移植受者东渡扶桑，参加了第13届世界移植运动会。

　　一个换肾女在运动赛场上对生命作了全新的诠释。

　　重拾生命

　　到赵芳家采访，迎接记者的是灿烂的笑。久经日晒的黝黑脸庞、短袖外结实的双臂、清脆爽朗的话音……要不是亲眼见到她就着牛奶服下几粒“山地明”胶囊，很难将面前这个充满活力的生命与“肾脏移植受者”挂上钩。“我的花季年华是在药物的陪伴下度过的。我从小身体差，15岁时患了肾炎，病情严重的时候，连站都站不起来。看到同学在操场上尽情奔跑，心中就充满了向往”，她平静地讲述着昨日的故事，那是一段不幸的人生。

　　1990年年底，25岁的赵芳被查出肾功能衰竭，她躺进医院接受透析并等待着肾移植。每周三次与血液透析机捆绑在一起，以此过滤血液中的毒素以及身体内过多的水分。为了减少肾脏负担，医生控制她的进水量，使她每天处在干渴的折磨中。另外，贫血、高血压和经常出现的一些并发症，更让她备受煎熬。当时她心情沮丧：“对于未来心灰意冷，觉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幸运的是，1991年5月，赵芳成功进行了肾脏移植手术。“我要珍惜第二次生命，开始另一种生活”，重回教学岗位的赵芳坚持全日制工作，一周上十几节课，指导学生论文，出差上函授课。她拾起了放弃多年的英语，每天收听英语广播、阅读英文报纸资料。作为一名非外语专业的教师，赵芳却能胜任“电力专业英语课”的教学。

　　我要参赛

　　刚动好移植手术，赵芳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心里却反复在想，肾移植后能活多久？”等不及伤口拆线，她便向主治大夫借来一本名为《器官移植》的英文杂志。上面刊登了世界各国著名移植中心医生的论文，介绍了他们在器官移植领域的成功经验。充斥着专业词汇的英文杂志艰涩难读，然而对生命的渴望，使赵芳借助字典硬“啃”了一篇又一篇文章。为了知道肾脏移植后能活多久，她把自己的病历、用药情况以及各项化验结果翻译成英语，寄给了美国的几位作者。

　　两周后，她收到了第一封回信。“你看起来对器官移植非常专业”，信的开头很幽默。随后，那位美国医生告诉她不要担心，器官移植是安全可靠的。赵芳还在与美国医生的通信中得知，美国有个名为器官移植受者协会的民间组织，该组织的宗旨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器官移植，而且国际上也有这样的组织。这些讯息让赵芳颇受鼓舞。

　　此后，她经常与美国的器官移植受者协会及总部设在日本东京的亚洲器官移植受者协会联系，以此获取器官移植方面的讯息。

　　1997年初，在与亚洲协会有关人士的一次交流中，赵芳获悉：第11届世界器官移植受者运动会将于10月份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专属于器官移植受者的运动会？”赵芳心动不已，她决定去开开眼界。

　　孤身远征

　　中国没有器官移植受者协会的组织，也没有人对陌生的移植运动会感兴趣，赵芳决定以个人身份自筹经费参赛。经过一番斟酌，她选择了相对熟悉的项目“羽毛球”和“800米”。

　　赛前的几个月里，赵芳带着“别人的肾脏”开始了艰苦的训练。她给自己制定了训练方案，每天早晨到学校操场跑步，白天抽空找同事朋友练羽毛球。而每一次训练，她都必须小心谨慎：训练量要循序渐进，训练中一觉得累就要歇。渐渐地，赵芳越跑越快；原来打5分钟羽毛球就气喘吁吁，经过训练，她能连打上1小时。赵芳说，那几个月的运动量，超过了前三十年的运动总量。

　　临行前，她买了很多大、小国旗，还跑到工艺店在白色T恤衫上印上“中国”两个大字，“我代表的是我的祖国”，这让她很兴奋。

　　1997年10月，赵芳只身飞赴澳大利亚。令她感动的是，虽然只有她一人参赛，组委会仍然为她准备了“中国”的入场牌。在驻地，她遇到了香港特区代表团，入场式时，几个香港同胞跟在她后面；她比赛时，几位香港队员摇着五星红旗在场边呐喊助威。有他们的助阵，使赵芳不再显得形单影只。

　　播撒信念

　　两项比赛，赵芳颗粒无收。但悉尼之行使她快乐，她结识了很多接受器官移植的朋友。她感觉到，器官移植受者应该健康积极乐观地面对疾病、面对人生。“我们就是健康的人”、“我们同常人没有分别”，这个意识从此在她心里落了根。

　　赵芳出国参赛的消息很快在国内的器官移植患者中传开。许多患者甚至健康人因为赵芳知道了器官移植受者运动会。回国后，赵芳还在济南给病友作了一场报告，一时间，许多病友打电话咨询关于治疗或参赛的情况。

　　2001年9月，赵芳再次出现在日本神户的第13届世界移植运动会赛场上。但不再是一个人，来自南京的肾移植受者陈年喜与她结伴同行。他们以个人身份参赛，可惜仍未有奖牌进帐。

　　但是“换肾者也能参加运动会”带来的影响不断扩大，“我们终于告别了个人参赛的历史”。2002年11月，首届亚洲移植运动会前，国内有十几人打算跟随赵芳去泰国参赛。但因经费匮乏，最后只有5人成行。

　　改练国球

　　从日本回来，赵芳酝酿重新选择项目。她说：“我想到在中国这个乒乓强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呢？我要用国球为国争光。”于是她决定改练乒乓，下这个决心时，她连球拍也不会捏。

　　2002年春节刚过，赵芳便找了家位于市中心的俱乐部，每天下班后坐近一小时的车去练两小时的球。由于有一对一的陪练，赵芳的球技进步神速。不过，练球的开销很大，一小时十五元，两小时三十元，再加上来回车费，半数月薪就这么没了。赵芳很感激电力研究院，“单位为我负担了大部分的药费，否则一年3万多的药费足以使我捉襟见肘，怎么可能有机会练球？”

　　首届亚洲器官移植受者运动会上，仅练习了8、9个月的赵芳，获得了乒乓球单打冠军，还分别与马来西亚女选手、澳大利亚男选手合作，获得了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亚军。

　　“上个月的世界移植运动会上，我应该拿冠军的，对手的实力不如我”，赵芳遗憾地说。7月24日的决赛中，前三局赵芳凭借凶猛的正手进攻以二比一领先。比赛进行到第四局，对方的队友中有人看出了赵芳的弱点：反手只能拨球不善进攻。比分被追平了。“对方助阵的人多，不断喊加油，我听了心里烦躁”，再加上对手的战术转变，赵芳最终以二比三屈居亚军。她说，“希望中国代表团能不断扩容，能有更多的器官移植受者参赛，我们比赛时就更有信心，更容易取得好成绩。”

　　心语心愿

　　本届法国移植运动会上，赵芳一人身兼三职。除了运动员她还是领队、翻译。她是全团最忙的人，赛前她要操办报名、申领签证等事宜，比赛期间她要与组委会沟通、出席领队会、传达会议精神、叮嘱队员注意安全。“我们还缺少一个队医，但实在没有经费”，赵芳说，她最担心在参赛途中，队员身体出现问题。

　　今年是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世界移植运动会，中国的6人代表团就获得了3银1铜的成绩。其中，身兼三职的赵芳功不可没。

　　世界器官移植运动协会主席盛赞了中国运动员的表现，他还希望有朝一日能由中国来举办世界移植运动会。不少外国朋友对赵芳说，希望在移植运动会的赛场上看到更多的中国人，“中国这么大，即使来60个也不算多。”

　　“这也是我们参赛的目的。竞技是次要的，我们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器官移植后的健康生命，让更多的人关注重症器官衰竭者的生命状态，唤醒公众的器官捐献和骨髓捐献的意识”，赵芳一直有个心愿：“希望中国能早日成立器官移植受者协会，让器官移植受者有自己的家。”（摘自2003年9月9日《文汇报》）

　　图为赵芳在决赛中

　　图为领奖台上，赵芳一展五星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