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绵钦

　　1933年8月26日，唐弢在《申报·自由谈》的《二加二等于五减一》一文中说：“……本来也想昂起头，堂堂皇皇地讲句老实话，可事实有所不能。在这年头，如果一定要说‘二加二等于四’那就是不合时宜的了；如果我跟别人说‘二加二等于五’，那也办不到；于是我只能说：‘二加二等于五减一’。”

　　在那个舆论环境恶劣、“庶人”不敢议政的年代，真理常常被歪曲。“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子尤难”，《申报·自由谈》编辑室“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当社会流行“二加二等于五”时，不乏有坚持真理的知识分子，他们还能说：“二加二等于五减一”。鲁迅、茅盾、郁达夫、沈从文、老舍、巴金、叶圣陶、曹聚仁、胡风、章太炎、柳亚子、唐弢……文采斑斓、各抒己见，“曾经秋肃临天下，敢把春温上笔端”，在当时的《申报》上大发“自由谈”。虽是拐弯抹角地说话，却道出了事实的真相。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有不敢理直气壮地说“二加二就等于四”的现象存在。近读张心阳先生《人们该怎样说话》一文，批评“当一个公民说真话而被所谓的纪律约束的时候，某些权力者所说的谎话、空话、套话、废话反倒畅通无阻，大行其道”，同时呼吁：“让人们说话只须对事实和法律负责”。

　　当“二加二等于五”成为“公式”，便是歪理邪说“战胜”真理，假话谎言反行其道之时。

　　值得庆幸的是，我国的政治文明已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实际上这也仅仅是开始。公民依法说话，是宪法规定言论自由的一个基本表现，也是当今社会民主建设的一个前提。只有鼓励人们说真话，我们的“社会民主建设”才不仅仅是停留在一句口号上。然而要彻底做到这一点，恐怕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但对此，我还是比较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