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伟步

　　《南方都市报》9月3日报道：广州琶洲村民土地被政府征收，每户获得土地使用权的补偿费40万元，新选出来的村委会权力被街道办架空，以致农民的文化生活得不到建设，谋生技能得不到培训和提高。

　　我们姑且不讨论政府与民选村委会之间的权力纠纷，但是政府仅通过付给每户村民约40万元，把土地货币化就完事的做法，却值得我们思考。

　　琶洲农村土地货币化的事实，是广东乃至全国农村走向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缩影。我认为，政府这种仅通过土地货币化，付给农民一大笔金钱，然后就让农民自谋出路的做法欠缺引导作用，忽视了土地的精神文化内涵。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以货币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中，货币成为影响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统治者，一切以道德、伦理、文化为基础的因素都将遭到排斥。他因此尖锐地指出，货币与卖淫本质是同样的东西，因为两者在社会交换过程中完全表现为物与物交易，而不涉及感情、文化等因素。

　　地方政府以适当的价格从农民那里购买土地的使用权，从形式上看，似乎体现了政府的公正和补偿原则，体现了一个负责任政府的行为，对农民而言，仿佛也没有什么不公正之处。然而，土地对于农民来说，不仅仅蕴藏着单纯的财富价值，而且还有某些别的东西：土地是有益劳动的物质基础，是一种利益中心，蕴藏着一种指明方向的生活内容；一旦农民失去土地，而仅仅是占有它的以货币形式折算的价值，他就失去了上述生活内容———那么，农民就要寻求失去土地后生活内容的转变，不然，就会像齐美尔的货币论所说，被没有任何文化内涵的货币所淹没，从而丧失生活的价值。

　　人们往往忽视了，经济交往中，很多东西也还有某些不能用货币来表达的方面；人们甚至太轻率地相信，占有它们的货币价值，就是占有它们的等价物。然而，正如齐美尔的精辟论述，货币把土地的价值平面化，土地变成了没有任何感情的货币，农民丧失了生活的文化内容，一旦他们的精神真空得不到城市文化的填充，社会问题便会接踵而来。就像《南方都市报》报道中揭示的，农民整天无事可干，精神空虚，早上喝茶，喝完茶后赌钱，赌完钱后上发廊。

　　齐美尔还有一句名言：遗产就像一张已兑换的支票，钱给分掉了，于是每个人把他分得的那一部分投入符合他禀性的事业中去，但是他却忘了他应该为这份遗产做些什么。土地关乎农民生计，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凝结了农民的感情；土地已经变成农民世代相传的惟一一份遗产，成为他们子孙后代的生活来源。但土地货币化后，政府又不对这些洗脚上田的农民进行新的谋生技能培训，结果造成他们整天精神空虚。令人忧虑的是，一旦他们花完了40万元之后，还有什么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

　　因此，如果政府仅仅认为以合理的价格征收农民的土地，自己的做法便很公正，显然忘记了土地中所包含的其他隐性价值。政府把土地货币化，仅仅是购买了土地表面的使用价值，而没有购买土地的隐性价值，因此，政府还有责任来补偿土地中的隐性价值。比如，帮助农民转变生活方式，建设新的社区文化生活，对农民进行心理引导，培养他们城市生活的习惯，增强和培训新的谋生技能等，以使他们重新找到生活的支撑点。这样，才能使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更加合理，更加体现政府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