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何伟 许正中

　　早在1987年，宁波筹备开展外贸业务时，连浙江省经贸厅的官员私底下都不以为然：“你们做什么外贸？”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宁波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公司只有1家，贸易额1年才1000万美元，从事外贸业务的人员更是少得可怜，人们戏称只有“1个半”外销员，因为两人中还有一人是兼职的。

　　但宁波人不满足于做“二房东”，迅速扩大的经济规模和琳琅满目的商品也不允许“宁波制造”继续借道北京、上海、广州出海。仅十几年过去，如今宁波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外贸城，去年进出口总值超过122亿美元，有进出口业务实绩的公司达到2500家，800多名外销员奔走于国内外展会，穿梭在港口、车间和谈判间。

　　在宁波采访，我们时时处处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外贸氛围，无论是走在街上，或是在饭店的大堂、写字楼的电梯间，不时会听到诸如报关、结汇、看样、签单这样的字眼。

　　驱车港区，从烟波浩淼的北仑港畔到江海汇接的甬江口、塔吊林立的大榭港区，都能看到繁忙而有序的一座座现代化码头，集装箱桥吊高耸入云，卸船机昂然屹立，而码头的后方，开阔的堆场上是几十台巨人般的龙门吊、马达轰鸣的集装箱长车、长龙般的皮带机。

　　“宁波的外贸与广州、大连、深圳、青岛不同，它以一般贸易为主，一般贸易占整个贸易的比重高达82％。”宁波市外经贸局局长王仁洲告诉我们：“这就决定了宁波的对外贸易不能像其它开放城市，找几笔大单，签约固定下来，因为一般贸易的每笔单小、客户分散，需要面对面看样订货，所以宁波不仅要搞活外贸企业，而且要大力鼓励生产企业直接走向市场。”

　　1997年前，宁波的外贸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机制的僵化、管理的松散，使得这些企业体制性的脆弱暴露无遗，一个业务员一夜之间就可以毁掉一个企业。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外贸企业体制滞后的问题更加突出，由于企业互保，一家企业出现问题株连了一大批企业，形成多米诺骨牌式的负面效应。

　　外贸就是商战，要赢得战争，就要向前方增派援军，而宁波的出口队伍，依靠老企业显然不行，机制太死；依靠三资企业也不现实，因为太少。怎么办？经过调研，宁波市领风气之先，把推动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摆上重要位置。宁波市委书记黄兴国提出，要调动千军万马搞外贸，用3—5年时间，努力发展1000家自营出口企业，1万名不带翻译的推销员。

　　对于原有的国有外贸企业，宁波市加快改制步伐，把改革的突破口放在以组建有限责任公司为主要形式的内部职工持股改制上，以股权加强业务骨干对企业的责任，以产权多元化促进企业机制的变革，激活内部细胞。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他们在全市外经贸系统全面推开，逐步实现了国有资本在外贸行业的有序退出。到今年底，全市市属国有外贸企业全部完成产权制度改革，共设立208家外经贸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持股比例超过一半。

　　体制一变，机制全活。宁波遍地开花的自营出口企业中，由于在全国率先实行职工可以持大股、自然人可以持大股，这就把企业效益和职工利益紧紧捆在一起。过去参加广交会，宁波外销员坐飞机、住宾馆，大手大脚，现在，坐火车、住招待所的人多了，一些外贸公司的老总，过去习惯于“两手抓”，一手抓“大哥大”，一手抓方向盘，现在，为了在股东面前树立良好形象，不少人把车钥匙交了：“城里就这么大，骑自行车也很方便。”

　　“放开外贸经营权，简化了审批程序，宁波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获得了进出口经营权，可以直接面对国际市场。”宁波市外经贸局副局长俞丹桦说：“但‘获权’并不等于马上学会‘用权’。”

　　为此，宁波市各县、区都建立了外贸孵化器，帮助那些缺乏外贸人才、不懂外贸业务操作的中小企业，熟悉业务洽谈、商检、报关、单证制作、收汇等外贸操作细节，同时为外贸企业提供人才培训、翻译、信息咨询、参展服务等。目前，宁波共有各类外贸孵化器18家，累计为731家企业提供外贸出口服务，服务出口值达1．7亿美元。

　　盘活了外贸企业，拉动了经济增长，今年上半年，宁波市外贸进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上升到89％，外贸出口也同时增加了地方的财政税收，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推动了港口运输的发展。一个充满活力的外贸管理体制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目前，宁波的机电、服装、日用品及各类高科技产品正借助外贸畅通高效的通道，走出甬江，越海跨洋，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