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秉杰 借用一部热播的电视剧的剧名，柳建伟的长篇《SARS危机》（作家出版社出版）也可以称作是一次“激情燃烧的写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激情逐渐地已淡出了文学关注的视野，人们更多地谈论的是现代性、文化、符号和命运，激情似乎已成为了某种粗浅的代名词。我不明白，一个作家若是丧失了激情，他如何能够写作？尤其是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文学首先是一种需要让人感动的艺术，而情感的交流和激情的涌现，则总是源自生活。
毋庸讳言，读《SARS危机》时我曾多次为作品所写的内容所感动。譬如小说写到“天地英雄娱乐城”中的那些坐台小姐，她们如何堕入到了不幸和黑暗的深渊，她们作为活生生的人被社会所漠视和歧视，以至于生命得不到保护，作者所表现出的义愤；它和小说随后写到的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党和政府倾全力救治病人、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联系了起来。把人的生命放在首位以及对于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是这场抗非典斗争后全社会共同的收获，也是小说重要的主题之一。又譬如，作品中的周海涛，一个堕落的、劣迹斑斑的私有工商业者，已经失去了事业的追求和生存的信念；然而，他毕竟还有着一份爱，有悔恨之意、向善之心。虽然周海涛是一个SARS病毒的超级传染者，绝望中但求速死，但医护工作者仍不遗余力地挽救了他。这一切无不使人产生情思悠悠的联想。激情可以是如墨的沉重，可以是如歌的欢欣，可以是激越昂扬，可以是忧愤深广，对于柳建伟来说则都是出自社会的良知、同情心和时代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否50多天完成一部长篇创作，其实是并不重要的。
柳建伟善于写故事，也就是组织人物关系和发掘其中戏剧性的因素。常务副市长张保国和他的前妻王思凡、恋人丁美玲处在一种微妙的情感纠葛之中；正直的科学家张春山、奋不顾身献出了自己生命的医生朱全中与省人民医院院长钱东风，以及张保国与市长王长河在面临SARS侵袭时，又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女大学生郑丰圆与周海涛以及周海涛的全家，则共同经历了一次命运的大起大落。仅仅是设计人物、性格冲突和表现它背后所蕴含的社会矛盾，我认为对于熟悉生活的有经验的作家来说，应该是“会者不难”。同时，面对那刚刚逝去的生活，若只是把三个月前全国人民抗击非典的斗争用故事的形式演绎一遍，那么，它在各个局部的细节上，不可能超过一些亲历者的感受；在全部的总和上，不可能超过新闻报道。我觉得，小说《SARS危机》的贡献，更重要的在于它拥有一种整体的象喻的意义。通过“SARS危机”的冲击，家庭、医院内部和社会三个层面上交织的故事，在外部，它要求建立起一种政治透明、信息公开，能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利益的更健全的社会制度与组织机制；在内部，象喻的另一面，它又追求着一种更为健康的和更合乎人性的、人与人关系的美好图景。而这些，则是需要调动作者全部的生活认识和审美的积累的。
“艺术必须反映人生。”“每一个作家都试图赋予自己时代的激情一种形式。”“作家把全副心思放在他应当注意的问题上，也就是真理、人情上。”这些是柳建伟在后记中提到的作家加缪和另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作家福克纳说的话。可见艺术自有一些共同的要求。
激情推动创作、想象和故事的进程。但激情并不止于过程，它还要留下些什么。留下一些经得起思索、回味，能打动人内心深处的感情需要，经得起时间消蚀，和不同时代、身份、背景下的人们的人性追求相联系着的东西。这，自然又是拥有激情的作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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