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9月15讯记者杨文全报道学历等于人才、人才工程、人才标准就是英语加电脑、给人才“册封”“院士”之类的最高学术称号、灯下黑——外来和尚会念经、人才管理轻重失衡——目前中国在人才问题上需要消除六大误区。今天下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召开的科博会“北京社会发展圆桌会议”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痛揭人才资源配置“怪现状”。

　　误区一：学历等于人才

　　据《科技日报》7月22日报道，河南省大量选拔博士进入领导层，形成“博士兵团”，美其名曰“亲近知识、拥抱科学、干部新风”，据说河南省委、郑州市委的书记都是博士，该省仅郑州市在编博士官员就有82人，均担任副县（处）级及以上领导职务，到河南省挂副县（处）级以上职的博士官员仅一批就有36名，该省巩义市一次就请来百名博士进行咨询“诊断”，河南副处级以上公务员中，已有10%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

　　顾海兵对这种片面地把学历等同于能力、官级的做法，提出严重质疑：以学历论英雄不合宪法及法律要求。“不管白猫黑猫、高学历猫低学历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发达国家的公务员队伍并不追求高学历，美国国务院招聘外交官资格极为宽松，只要是美国公民，年龄在20至59岁，有高中以上学历均可报名。观察一下国内外重大发明史，大多数发明者学历并不高，甚至有的没有任何学位，美国历史上60%的重要发明专利来自非职务发明人和大学。把学历等同于人才，催生钱学交易、权学交易、文凭商品化，其突出表现是，洋野鸡大学趁火打劫抢滩中国，国内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纷纷花上数万元在基本没有学习、甚至论文也找枪手代劳的情况下，轻松获得洋学位。

　　误区二：人才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工程冠名的东西非常多。比如，希望工程、光彩工程、阳光工程、跨世纪人才工程、万千百十人工程等，举不胜举。顾海兵指出，“所谓在一定时期内，培养十个诺贝尔级的大师，一百个国际领先的专家，一千个国内领先的专家，一万个有较高水平的骨干专家，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做法，是高指标、放卫星，拔苗助长。”

　　误区三：人才标准就是英语加电脑

　　顾海兵还说，看看作为人才标志的职称，其评定标准强制规定：申报中高级职称必须通过外语、电脑考试。再看看我们的学校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直到硕士、博士培养长达20年的学习中，唯一必修必考的课程就是英语，英语成了“香饽饽”。这样的人才标准实质是对人才的否定、扼杀。

　　误区四：给人才“册封”“院士”之类的最高学术称号

　　根据调研，世界上只有中、俄设立了院士制度，其他国家只有会员。顾海兵称，目前的院士制度存在若干致命问题。相对于专利制度、版权制度，院士制度有违科学与创新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凡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应介入。与奖励制度相比，院士制度的终身制背离了优胜劣汰原则，不少院士的科研成果与院士这一学术称号不相符。转轨时期院士制度易造成社会各界对院士的盲目炒作，近几年来，社会各界对院士的炒作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院士们穷于应付各种考察、颁奖、座谈，用于科研的时间可想而知，炒作使院士头衔成了特权的代名词。

　　误区五：灯下黑——外来和尚会念经

　　国内科技机构，大部分是国有或国有控股，在人才使用上“灯下黑”是突出表现之一。翻开《中国教育报》等报刊的招聘广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招聘50岁以下教授，博士学位，安家费XX万，科研启动费XX万，配手提电脑一台，家属子女随调，每月工资数千元或上万元，如此等等。顾海兵指出，搞“灯下黑”的机构往往并不是真的保护与利用人才，不排除有做秀的成分。

　　目前，外来和尚会念经又向所谓更开放的方向发展，流行招聘洋人到科研机构、高校作教授、所长、院长、系主任。顾海兵强调，这“不可能不影响到我国的国家安全”，片面强调所谓国民待遇而忽视国家安全是不可取的。

　　误区六：人才管理轻重失衡

　　顾海兵认为，人才区别于人力的根本之处是有专长、有特色、有优势，但我们的人才管理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出现了重数量轻质量、重等级轻实干、重国有轻民有等诸多轻重失衡。政府管理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中，国有高于民有。顾海兵最后指出，有职称者主要集中于国有机构，这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

　　《中国青年报》评论：为何有那么多人争当院士

　　院士在我国属于科学界巅峰人物。让更多名副其实的科技人才加入院士队伍，将对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院士评选屡遭质疑的焦点，在于有些官员和企业家的涉足。他们削尖脑袋往里挤的动机，有可能是冲着院士的“皇冠”和由“皇冠”所带来的一系列好处。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章程》和《中国工程院章程》的规定，“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另外，根据国家规定，院士享受的工作待遇(包括医疗保健、乘车等)相当于副部级。虽然国家津贴仅有200元，但地方政府和院士所属单位都会提供极好的物质待遇。诸如“最高学术称号”、“终身荣誉”、“相当于副部级”，怎能不让人趋之若鹜？之所以候选人名单里会出现在职或已卸任的部级以上官员的名字，那是因为当官不能当一辈子，当上院士就是给自己找到了最好的退路，一旦加盟院士队伍就可以永远享受部级待遇。有了院士荣誉的“皇冠”，等于拥有了“法定的”学术权威，随之经济利益便接踵而至。据《国际先驱报》报道，今年新疆出台的“两院院士待遇9条规定”中规定，凡在新疆工作的院士，除享受国家规定的有关待遇外，每月额外发放院士津贴1500元；住房面积按150180平方米标准执行；院士出境开展学术交流要保证经费。广东一所普通大学则为所有愿前来兼职授课的院士提供每月1万元的津贴。还有更诱人的，去年广西曾出台一项引进人才的政策，规定凡是愿意到广西工作的院士，给予100万元的经费。

　　实际上，当上院士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由于中国学术界很大程度上还是按照行政模式来管理的，下级服从上级的风气由来已久，院士的话就成了“金科玉律”，后生小辈想有所作为或提出质疑是相当困难的。院士“权威论断”一锤定音，有时即使存在争议或谬误，非院士也只能万马齐喑。假如当上院士之后，认为自己地位高了、权力大了，那就更不得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很容易形成畸形的学术垄断。

　　有些单位还会借助两院院士在我国享有的崇高地位和威望，把院士当成广告招牌，牟取不当利益。时下，很多单位把拥有院士的多少作为学术实力炫耀。有的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在招生广告中，经常拿“我们的校长是院士”做筹码，暗示考生报考。校长又不讲课(或很少讲课)，怎么能代表学校的师资力量呢？

　　而那些形形色色的商业鉴定、产品评奖，被雇用的院士很多时候不过是一个个“花瓶”而已。

　　学术研究领域需要公开和争鸣，不是等级制度下的惟我独尊。不是院士的无名之辈的科技成果，不一定比院士差；科学技术也是以技术成果的适用性、领先性论英雄，不是以学位的高低来评定。“最高学术权威”不可能代表一个院士的终生，因为科学研究的发展，随时都会对过去的东西提出新的挑战。王选院士说过：人过了50岁以后就很难创新了。这是对那些多年没有什么成果的人的一个总结。有些省工程院士很多，但是专利成果却非常少，中国科技大奖的发明一等奖连续六年空缺，都说明了什么？

　　据我所知，整个(瑞士)科学院除常务秘书一人专职处理日常事务外，包括院长在内的所有院士都是业余的，不享受任何直接的经济好处。而且，院士们所参与的科学院工作也都是业余性质的，得不到任何经济补偿。他们的院士只是荣誉称号，和经济利益完全不搭界。如果院士头衔和经济利益搀和在一起，必将玷污科学的神圣和纯洁。（何方）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