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是中国暨贵州历史的重要界碑。之前,中国暨贵州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之后,由于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国图存,拯救中华、振兴中华成为时代的主题,反帝反封建成了中国暨贵州人民面临的首要政治任务。

　　据史料记载,贵州栽种鸦片,开设烟馆,是从1835年左右开始的。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赴广东禁烟的同时,巡抚贺长龄亦在贵州严厉查禁鸦片。一些官吏、举人因吸食鸦片而分别受到发配、革职等处罚。兴义县经查禁后十几年未见反弹,清镇县则改“嗜烟之癖一变而为嗜酒之癖”。

　　1841年初,英国侵略军在广东发动了第二次穿鼻之战,攻占了虎门前沿要塞沙角、大角两炮台。贵州军队1500人奉命赶赴广东前线抗击英军。2月下旬,在虎门镇远等炮台,贵州军曾配合著名抗英名将关天培打退过英军袭扰。虎门失守后,贵州军退至广州小北门到东盛寺一带,与江西军互为犄角,分别防守广州省河北南两岸陆路通道。英军舰队由省河入侵,贵州军英勇抗击,击沉过英军舰船数只,为反击帝国主义入侵立下了战功。

　　鸦片战争结束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加重了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在太平天国起义影响下,1854至1874年,贵州爆发了历时20余年的咸丰同治年间的农民大起义。这次大起义波澜壮阔,此起彼伏,先后出现了四五十支起义军队伍。著名的有独山布依族杨元保、桐梓汉族杨龙喜、普安彝族涂令恒、台拱苗族张秀眉、天柱侗族姜映芳、荔波水族潘新简、铜仁汉族徐廷杰、威宁苗族陶新春、思南汉族刘仪顺和何得胜、普安回族张凌翔等分别为首的义军,以及由石达开、赖裕新、李文茂、曾广依、张遇恩、余诚义、李福犹、李文彩等分别率领入黔战斗的太平军。这次大起义的矛头直指清军与各级清朝地方政权,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质。这次大起义在1864年南京陷落、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仍继续坚持达十年之久,被我国现代著名史家范文澜写入《中国近代史》,与太平军余部、捻军、云南回民义军、西北回民义军一起,称为全国性最后五支“太平天国革命之余波”。

　　太平天国革命期间,英、法帝国主义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分别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英、法传教士可到中国各省租地盖房,设立教堂,自由传教。1861年5月和1862年1月,贵州青岩、开州两地先后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传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进行宗教文化侵略的“青岩教案”和“开州教案”。前者由青岩团首赵畏三下令烧毁了天主教大修院1所,处死青岩教徒4人,是《北京条约》签订后全国发生的第一例“教案”。后者由开州知州戴鹿芝下令处死法国传教士文乃耳1人、开州教徒4人,是全国第一例直接处死外国传教士的“教案”。经法帝国主义向清政府反复施压,1865年与这两次教案有关的贵州主要官员、提督田兴恕等分别被查处、流放。田兴恕在贵阳六硐桥附近的私宅(今博爱路贵阳市一医旁),被赔偿、改建为贵阳南天主教堂;现青岩天主教堂也是用赔银重修的。

　　尽管如此,贵州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依然一浪高过一浪,连绵不断。从1864年至1869年,贵州兴义、安顺、桐梓、都匀、绥阳、独山等地大约又发生了教案8例。之后,1869年5月端午,遵义广大民众高喊“端午五月五,瘟主打天主”冲进老城杨柳街天主教堂,赶走法国传教士赵类斯(此人最后死于贵阳)的“遵义教案”,曾惊动清政府派重臣李鸿章专门办理。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遵义人民反对法帝国主义宗教侵略的斗争乘势再掀高潮,新、老两城人民罢市,人山人海,声势浩大涌入杨柳街天主堂,将所有房屋全部摧毁,片瓦不留。

　　而且,在1883至1885年中法战争中,贵州有二千人以上军队开赴云南、越南前线,参加了抗击法帝国主义的战斗。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为反对李鸿章赴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有95名赴京会试的贵州举人参加了彪炳史册的“公车上书”,占现存《公车上书题名》表上有名有姓共603人的约六分之一,题名人数之多,是仅次于广西99人的亚军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义和团运动影响下,贵州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逐渐变群众义愤骚动为有组织的武装起义,出现了公开以“打教”、“仇教”、“灭洋打教”、“扶清灭洋”、“打富济贫”等为号召的武装起义。如1899年务川李成普、仁怀陈玉川,1901年贵定罗法先,1906年都匀李阿友等的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遭到残酷镇压,转瞬即逝,但贵州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怒潮没有平息,1911年便爆发了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的辛亥革命。

　　作者：刘毅翔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