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星期一

　　谨防非典重来

　　这周一个严肃的话题是防止非典重来。因为就在星期一，新加坡医院收治了一名非典疑似病人，第二天被确诊为非典。新华社当日《谨防非典死灰复燃》。北京市在11日出台防治非典应急预案。9月12日广东省出台了《2003—2004年广东省卫生系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方案》和《广东省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监测报告实施方案》9月12日，河北省会防治非典联合指挥部办公室对石家庄市内卫生系统防非典工作进行模拟突击演练。

　　我们以为那个东西它早就走了，我们已经为这个庆贺过了，我们已经“放松”了。这是人类“趋利避害”的一种心理规律，属于“人性”的成分。可遗憾的是，我们恐怕还得面对客观事实，客观事实并不都如人意。这个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战胜”它了吗？“战胜”一个东西，不仅是它退走了，也不必然保证它不再来了，而是人类完全了解它了，掌握了它的规律性。而现在还远没有达到。我记得在今年春夏之交非典肆虐的那些日子里，媒体隔三差五地报道非典研究进展和疫苗研制进展，仿佛可以立等救急。非典过后，媒体不再报了，人们也不再关注了，因为“不用”了。非典像影子一样到来，又像影子一样消失了———当然留下了一些生离死别的悲剧，可歌可泣的故事。我们记住了这些故事，但是忘了非典。

　　9月9日／星期二

　　首例状告婚检案

　　全国首例状告婚检机构案在江西全南县法院开庭：该县农民廖文德在结婚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妻子是一位精神病人。而他们此前在全南县妇幼保健院通过了婚前检查。去年，他们的婚姻已被法院宣判无效。于是，廖文德据此把婚检机构告上法庭，要求全南县妇幼保健院赔付其婚检费94元、误工费550元，差旅住宿费770元、解除无效婚姻诉讼费250元、邮资80元、精神损失费1万元。

　　这个案子自然使人联想到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废除强制婚检，把信任和责任交还给婚姻当事人双方的制度安排，以及这种制度安排引发的争议。尽管这个案子与新的条例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它还是不免让人们重新审视婚检所包含的一些责任关系。这个人首先是被他的妻子欺骗了，婚检之前，他妻子的病历中就有精神病的记载；他的无效婚姻，首先是婚姻当事人之间的不诚实问题。如果没有婚检——无论是强制的还是自愿的婚检，问题就不这么简单了，他必须自己承受这个结果。但是有了婚检则不一样了，婚检机构出具了证明，就承担了一份责任。现在作为被告的婚检机构认为他们不负有过错责任，理由是女方自己在婚检表中否认曾有精神病史，且在既无病历又没有临床表现的情况下，医生是不可能下精神病诊断的。如果这种理由成立，那么婚检，至少在堵住精神病方面，其实是靠不住的。果真如此，可能会引发“婚检信任危机”。像精神病这种当事人自己通过长期接触和坦诚相见就能发现的病，在制度中却安排由医师在暂短的接触中发现，并作出证明，这本身就是有风险的。没有长期接触，没有相互坦诚，婚姻本身就存在危机，什么样的婚检能够解决这样的危机呢？因此，我觉得，虽然精神病的确属于不应当结婚的病，但婚检在这里还是代替了本来由当事人自己承担的责任。

　　9月10日／星期三

　　教师节尊师

　　9月10日是教师节。在这一天，我也收到了许多同学发来的祝贺短信、电子贺卡；作为一名班主任，在班级的网络“校友录”上，看到同学热情的留言，还有已经毕业的学生，把纸质贺卡送到了课堂上。作为一名新教师，这种感觉非常好，非常新奇，同时我也为自己这么多年没有在这个节日向教过自己的小、中、大学老师表达感谢和问候，而感到惭愧。我这个时候才体会到这些问候的价值，因为都是发自真心的。升上职称也罢，发个奖状也罢，什么都换不来这个。

　　但是，第二天广州《南方都市报》有一条关于教师节的消息，令我心里不是滋味：一名学生家长向该报反映，在一所中学，早上孩子上学时想走正门，但被保安拦住，称只能走侧门。该校政教处主任向记者解释：这次活动完全是为了营造“尊师重教”的气氛，工作人员在学校正门铺了3米左右宽的红地毯，并安排几名学生献花，时间从上午7时到8时。当时考虑到一些老师骑摩托或自行车进校，学生献花时会影响到其他学生的安全，所以让其他推自行车的学生走侧门，步行的学生仍然可以走正门。而那名家长坚持称，当时他的孩子和其他同学就是步行时被拦住的。

　　尊师是我国的传统伦理，学生自然产生的情感。两者看着都是一回事，但其实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作为一种自然情感，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作为一种传统伦理，实际上还有一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清理：在过去“天地君亲师”的“五伦”中排名第五的“尊师”伦理里面，并没有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就像在“天地君亲师”的“五伦”中，并没有现代公民的主体地位一样。“天地君亲师”中，都是“尊”的，没有“爱”的。这恰恰是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最大的不同。“尊”什么都是靠等级体现的；“爱”则不需要等级。现代教育，学生是重要的主体，这一点，我们在学校的教学改革中有的已经注意到了；但是在教育的伦理中，受制于传统伦理，我们却不敢提出“尊学”的规范。就这样，某校教师在教师节这一天之内受到的尊崇，竟以他们的学生受到贬低作为代价。这样为了尊崇一个主体而贬抑另一个主体的事，在教育界之中和教育界之外，往往得见。

　　9月11日／星期四

　　渭南抗洪“重复合龙”

　　在陕西渭南市抗洪一线，经过十多个昼夜的奋战，9月10日晚10时，1000多名驻守在渭河大堤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终于将罗纹河入渭河口封堵合龙，使渭河由此倒灌进入罗纹河的洪水被成功锁住。11日上午，当新华社记者完成采访任务准备离开时，却看到大批武警官兵又在集结，经打听得知当地有关领导要来搞一个合龙仪式。就这样，已于10日晚成功封堵合龙的罗纹河入渭河口11日上午又进行了一场封堵“表演”仪式，目的仅是配合专程赶来的当地有关领导参加的合龙仪式。10多辆小汽车声势浩荡地来到渭河大堤，突击队战士在猎猎红旗下象征性地将沙袋投放到已经合龙的河口上。渭南市有关领导即宣布：“罗纹河倒灌入水口封堵成功！”

　　这就是所谓“官场虚文”———官场才需要的东西。大堤不需要这种东西，百姓不需要这种东西，抗洪战士也不需要这种东西。这种东西的本质，反映了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官为中心的现实。

　　顺便说到，新华社记者对这种司空见惯的官场文化进行披露，本身是应该做的，但也不能简单得出对当地领导的否定性评价。因为，同样据新华社的报道，9日上午9时左右，在渭南市华县洪水淹没区发生一起冲锋舟翻船事故，乘坐在冲锋舟上的渭南市委书记刘新文和渭南市长曹莉莉等人全部落入洪水之中。随同采访的《渭南日报》记者王文落水牺牲。看来还是身涉险境的。

　　9月12日／星期五

　　中国纳税排行榜多少富人未见名

　　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与《中国税务》杂志12日联合发布了2002年度中国纳税排行榜。《北京娱乐信报》的消息说：一大批社会知名的富豪和他们的企业，都没有进入排行榜。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消息是这样说的：“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纳税50强纳税12.42亿元。这是《中国税务》杂志第二次公布私营企业纳税排行榜。全国各地税务部门上报国家税务总局计统司的私营企业重点税源户共计124家（即年纳税额超过500万元的企业），其中40余家不愿意向社会公布纳税情况，说明相当一批私营企业在财务公开上顾虑重重，不愿也不敢接受社会的监督与质疑。《福布斯》2002年内地100名富豪只有4人及其企业进入私企纳税50强；《新财富》杂志今年4月排出的2002年度中国400名富人，也只有12位和他们的企业进入私企纳税50强。”

　　仔细看看，其实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纳税没纳税是一个问题；公开不公开是另一个问题。没有纳税就可能构成犯罪；没有公开则可能反映了制度或社会环境的各种问题，当然也可能反映了可能掩盖的没有足额纳税的情况，反映了税金征管中的漏洞。总之，一大批社会知名的富豪和他们的企业没有进入纳税排行榜这条消息，确实可能引起又一轮社会舆论对富人的压力。但是，一个事实判断还是有待确认：到底是没纳税，还是没公开？人们无疑可以按照法律责之以纳税，但是，不见得能够责之以公开。

　　9月13日／星期六

　　“中国时代十大新闻人物”

　　中新社9月14日消息：首届“中国时代十大新闻人物”的评选结果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揭晓。抗炎英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原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等名列榜中。由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等发起，众多新闻界、文学界权威人士参与评选的首届“中国时代十大新闻人物”中，有坚持真理的学者、勤政为民的公仆，亦有国企改革的先锋、民营企业新锐。现在“评人”的奖其实已经很多了。把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放在一起来评比，谁高谁低，恐怕真是不好说，往往只能以“新闻”作为标准。而且不同的人物奖之间，哪个高哪个低，恐怕也无从比较。我有些怀疑：那些杰出人物，他们真的需要这些奖吗？

　　9月14日／星期日

　　违反科学道德：七种表现形式

　　在9月14日的中国科协2003年学术年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就“严肃对待科学工作中的违规行为”这一主题作了大会特邀报告。这个报告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归纳了违反科学道德的七种表现形式：①伪造学历，伪造工作经历；②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③抄袭、剽窃他人成果；④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⑤一稿两投甚至多投；⑥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⑦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传。这是中新社当日报道的。我仔细看了一下，踏实了，没有什么我们难以理解的“科学道德”，只有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一般道德”。科学家可能以更高的标准严格自律，但这个标准还不是更高的，而只一般道德。（0901）

　　点评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马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