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口气坚决地予以否定，在镇定地与老苏进行了两秒钟对视后，我又铁嘴钢牙地补充了3个看起来堂而皇之的理由———

　　记得那还是2002年暑假，作为北京大学阿拉伯语言文化系99级学生的我，正在上一个新东方的口语班。班主任老师打手机找到我，说有3个去卡塔尔大学留学1年的名额，问我是否想去。尽管对卡塔尔这个国家没有丝毫了解，但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学外语最理想的环境是置身于该语言的持有国。5分钟后，我作出了答复：去！

　　此后的3个月里，我以从未有过的极大的耐心与热情，办理着多似牛毛、纷繁复杂的手续，定人、填表、交费、办护照、去使馆面试、签证以及让人难熬的漫长等待。原定9月21号前一定要到达多哈的计划彻底泡了汤。直到10月底我们还没拿到签证，此时的我们（我和另外两个女生），对卡塔尔的好感已减少了一半。

　　11月里，经过长达22小时的飞行、等待、再飞行，当我睁开朦胧的双眼望着机舱外黄色的沙漠，碧蓝的海洋，我知道我已经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领略多哈

　　在多哈国际机场领取行李的地方，一个戴眼镜的白胡子老人面带微笑向我们走来。我急忙迎上去，用早已准备好的词作自我介绍。一番寒暄过后，我们得知他的名字与我的阿语名字一样———哈桑，这一巧合瞬间使我们的距离拉近了不少。

　　当时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男女生宿舍竟相隔近两公里，而女生宿舍更似一个监狱，四面高墙围绕，高墙上架着铁丝网。大铁门似乎永远没有开过，门口哨岗虽未荷枪实弹却也威武得不容任何人靠近。院内建筑的窗户都是向着里面的，从外部判断，与其说是宿舍，看起来却更像一座密不透风的碉堡。政府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女学生们不受侵害，窗户内开是为了防止男人们偷窥和胡思乱想。宿舍区是这样，教学区也不例外，一道同样高大的墙划开了两个世界，一个属于男性，一个属于女性。

　　与女生的“学校———宿舍”监狱般两点一线生活相比，男生享有的自由实在他多了。我们宿舍区的大铁门锁是坏的，关也关不上，所以一天24小时随时大开。门口虽也有埃及来的警卫，但大都玩忽职守。男生们来去自由，夜不归宿也无妨。后来听说多哈治安非常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所以夜间出行大可不必担惊受怕（尤其是男性）。多哈的夜景非常迷人，尤其是喜来登饭店与政府行政大楼之间长达十几公里的海滨大道，在夜幕的掩盖下，将路旁的成排的椰枣树妆扮得瑰丽多彩。大路上奔驰的高档跑车络驿不绝，速度绝对让我们这些初到多哈的人瞠目结舌。如果你站在海滨大道上俯瞰波斯湾，海面上放着印度或阿拉伯的音乐以载人观光为目的渡轮，隔三差五的会向你招手，示意你上船。这一切又为多哈这个仅有几十年历史的海滨城市凭添了一道迷人的风景线。

　　拒绝考试

　　我们是在开学的两个月后到达的多哈，正赶上卡大的期中考。在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我作为一个插班生在一个巴勒斯坦朋友的带领下，走进了我们的教室，这同时也是老师的办公室。十来个不同肤色但以暗色为主的同学用充满疑问的眼神望着讲台旁的我，一个身着笔挺西装、身材不算高大、戴着一副金丝边深度近视镜的老者站在讲台旁对我说：“我叫穆罕默德·哈米德·苏莱曼，是这里的教授，也是你的老师。”（此后我便一直在老苏的直接领导下生活学习，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也是卡塔尔大学阿拉伯语教研室的主任，对我们每个留学生的事宜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接着他又向我提了几个问题，好在我对可能被问到的问题及个人资料，还有对宗教的看法等早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均一一熟练地流利答出，从表情判断苏莱曼老师对我的回答还算满意。他在结束时还不忘补上一句：

　　“你愿不愿意参加你的同学已经完成的期中考？”

　　“不！”

　　我口气坚决地予以否定，在镇定地与老苏进行了两秒钟对视后，我又铁嘴钢牙地补充了3个看起来堂而皇之的理由：

　　1、我完全没有学习前两个月的课程，无论是宗教、文化还是语言，都没有完全适应。像这样突如其来的考试并不能反映我的语言水平，除了制造紧张气氛没有任何意义。

　　2、我初到贵国，身心均处极度疲劳状态，不适合参加考试。

　　3、我的水平在中国已受到了老师们的充分认可，才获得来这里的留学机会。我对自己有着充分的自信，也在此时希望得到贵国老师对我来说尤其为珍贵的信任，即使是在没有考试的情况下。

　　也许是对考试的极度厌恶使我使尽浑身解数来摆脱它，并搜肠刮肚地挤出了这3个理由以求绝地逢生。孰不知这一席话竟起到了比我预想还要大的作用，老苏听完后面带微笑地表示认可，不过他郑重地改正了我的一个错误：“我不是当地人，这里也不是我的祖国。我来自埃及，和你们一样，是外国人。”

　　接着我被分到了中级班，并领到了一大摞教材，最上面放的是《古兰经》。在向我逐一介绍了同学们之后，我终于到了座位上，挨着一个长得还算面善的印度人坐下。后来我们才知道，我刚才已经通过了分班考试，并分到了快班（中级班），与我身边这些大都年过而立的“老生”们一同学习，我不禁在庆幸的同时为自己刚才的表现捏了一把汗。

　　教授老苏

　　我们是作为北大与卡大签订的留学计划中第一批进行校际交流的学生，应该说毫无前车之鉴。在刚到的一段时间里，我常常用警觉的眼光打量着四周，说话办事也十分小心，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关于宗教问题的摩擦。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其实也是绝佳的语言环境），我的阿语听说能力有了飞速的提高。在卡塔尔所处的7个月里，曾为我扫盲式地普及伊斯兰教知识的人掐指算来应不少于50个，其中不乏宗教知识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又很善辩的大师级人物。他们发音准确，语言优美，用词恰到好处，引证事例详尽，令我受益匪浅。

　　此外，还有许多让我永远难忘，或者说永远无法释怀的人和事，而我在卡塔尔大学的老师穆罕默德·哈米德·苏莱曼便是其中一个。

　　苏莱曼老师属于那种永远神采奕奕的人，认为课堂与清真寺一样是天底下最神圣的地方，所以每天来上课时都是西装笔挺。领带每天一换，与西装的色调搭配很雅致。苏老师年轻时非常刻苦，在埃及最有声望的艾资哈尔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专业定向为对母语非阿语学生的阿语教学。他精通英语和法语，这使他接触了大量有关西方世界的信息，并鼓励自己的学生去欧洲留学，学习那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这在封闭的阿拉伯海湾国家，尤为可贵。

　　苏老师身上所具有的一切作为老师所应具有的美德和素质，是所有当过他学生的人有目共睹并亲身感受的。对我来讲，“美德”二字在苏老师身上的体现多了一层含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强烈地感受到一个老师对学生的殷切期望和一个父亲对自己孩子的关爱。

　　在卡大给我们留学生班所安排的课程表中，“《古兰经》及其注解”被理所当然地安排在了第一位，这门课对穆斯林学生来讲，可谓小菜一碟，其中的几位还能把整本《古兰经》都背下来，他们在这儿听课简直就像一个熟记《牛津字典》的人在读初中英语。而对在国内对《古兰经》接触甚少的我来说可是伤透了脑筋，生僻的宗教词汇，独特的唱诵方法似乎把我拉得很远。按照苏老师的规定，每次在课上讲解过的一大段在下次课上都要能背诵并打分。第一次尝试背诵《古兰经》的我几近绝望，5个小时过后能够记下的还不超过七、八行。几次下来，我烦透了这种在我当时看来毫无裨益的死记硬背，认为这是在浪费生命。

　　一个月后，我向老师提出鉴于我非穆斯林的身份能否免去对《古兰经》背诵的检查，因为这不仅超乎我的能力，也让我感到没有任何意义。当时在场的几个同学纷纷表示理解和支持：“陆是来学阿语的而不是宗教，他不是穆斯林，有理由自由地去选择！”苏老师听完后有些失望，但转即坚定地说：“不行，你一定要背，你学的是阿语，《古兰经》是最通俗最精妙的阿语行文范例，你所接触的是最高水平的阿拉伯语，是真主的语言。这就好比一个人要学好英语怎能不去读莎士比亚，同样，你想学好阿语，怎能不去读《古兰经》，这与你的宗教信仰无关。”接着，他顿了一顿，又低声说道：“真主是宽大的，真主是仁慈的。”样子是在对自己说又像是在祈祷什么。

　　过后，当我站在苏老师的立场去想这个问题时一下子明白了很多。苏老师也许对我这个其貌不扬的中国学生有着非同寻常的的好感，每当在作文课上我完成一篇还算过得去的文章，或是回答了一个有些难度的问题时，他总要对我赞扬一番以示鼓励。我深知，自己的阿语水平与同班的印度和非洲学生们相比差得很远，那些额外的赞扬在我当时看来无非是老师对基础不好的学生的鼓励，以促其上进，树其信心。但当他念到“真主是宽大的”这一瞬间，我恍然意识到这是一个老人在为我祈祷，在他看来，像我这样的非穆斯林无论怎样努力也是无法到达他们心中的天堂，我们一直在误入歧途却尚未醒悟，只能通过讲解《古兰经》和让我们背诵之来使我能悟到一些东西，以增加自己的功德。

　　我在那一瞬间在苏老师的眼神中所读到的，是一个老者对晚辈执迷不悟的无奈和望其走上正路的心愿，在这种矛盾交织的眼神中，我为自己的懒惰和知难而退深感惭愧。在此后的6个月中，背诵《古兰经》，占据了我生活中的很多时间，有时会很累，有时会忙，有时玩心会很重，但我从未敢再松懈，因为我很怕再次看到一个老人那无奈和矛盾的眼神。

　　在今年6月初我完成了卡大的学业即将回国，与苏莱曼老师告别时，正赶上猖獗一时的SARS疫情得到了基本的控制，苏莱曼老师感慨地说：“中国人民温和、善良，受到真主的保护，一定会挺过这场灾难的。希望有一天，如果真主愿意的话我能亲自去中国看一看。”

　　如今，中国的SARS疫情已成为历史，北京的禁令也早已解除，只是不知苏老师何时才能踏上这片对他来说神秘的的土地。（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