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没有到过“世界之都”纽约的话，一定不会想到这里还有这样一个群体———这些来自亚洲和拉美地区的移民正在纽约练摊儿。

　　连警察都是他的主顾

　　在唐人街人行道上，钟文江找到了自己的生意。从早到晚，他都坐在一个破凳子上修鞋。狭窄的巴雅德街道人潮涌动，而他却在那儿专心地切割着橡胶或皮革，然后涂上微黄的胶水，将鞋根或鞋底沾牢，最后再打上几颗钉，锉一锉粗糙的边。过一会儿，鞋就可以穿了。

　　有时，他会喘口气歇一会儿，吸一根中国产的过滤嘴香烟或者吃口大米粥，那是妻子在布鲁克林区的家里做的。不管夏季气候多么湿热，冬季的寒风多么刺骨，一周七天他都照常出门修鞋，只有在刮暴风雪或下倾盆大雨连站都站不稳的时候，他才会歇一歇。

　　他并不孤独。作为市中心区的固定群体，这里的外来移民商贩有很多。街角是另一位补鞋匠的地盘，其附近还有两个在人行道上撑起伞棚修理精密仪器的修表匠。

　　对于已经习惯在家乡街边“开店”的亚洲、拉美和加勒比移民来说，不管合不合法，在纽约的人行道上，他们也如法炮制地撑起了“店面”。由于这里一直是城市的“软肋”，于是这些积极谋生，开拓进取的“企业家们”就幸存了下来。

　　经常有人列队等着让巴雅德街的钟先生修鞋，主要是因为他的价格———掌一个鞋跟和鞋底要15美元———比较便宜，大约是其它几个街区鞋匠要价的一半。当地政府部门似乎也不对他加以管制，他说当地的几名警官还是他的老顾客呢。

　　练摊儿队伍很庞大

　　外来移民的增多以及种族的多样化（据今年9月初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报告显示，纽约市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36％，皇后区外来人口的比例为46.6％）壮大了商贩的队伍，呈现出买方市场的状态。

　　沿着杰克逊高地的罗斯福大道走一遭，便能看到一位有着浓浓眉毛来自哥伦比亚来的移民、47岁的卡洛斯·罗丹。他从装满扫帚、抹布和清洁剂的购物车里出来，去擦洗店主和房主的玻璃窗，顾客通过BP机就可以找到他。他不仅没有店，也没有家，晚上就睡在地板或制作玉米卷的台子上。

　　兔子岛的一座高架桥下，一群吉普赛人从汽车里拿出铁皮，开始就地打造锅壶。没人知道这样的摊是否还会增加，但有关学者说，这种现象反映了商业成本的增加。

　　纽约市消费者事务局每年为数百名“普通摊贩”发放营业执照，收费200美元。但是这些持照商贩仅是全市练摊者中的一小部分。市局官员说他们没能统计出到底有多少摊贩。

　　他以修鞋为乐

　　钟先生是一个神态平和的人，由于工作的原因，十指有些发黑。他是中国广州附近的农民，1997年移民纽约，在低薪的制衣厂找到了一份工作。4年前，他看到一位老人在巴雅德街和姆贝里街的街角的人行道上修鞋，在这个曾经是学校的建筑周围，住的都是些文化人，而且那里的官员似乎不介意商贩在他们的门口做生意。

　　几经恳求，周先生收他做了学徒。3年前，他接管了周先生的生意。尽管周先生已经86岁了，但仍不时过来给自己的学生一些指导或者说多管闲事也好。钟先生讲粤语，通过美国的中国博物馆导游基思·钟的翻译，我们知道他每天要补四五十双鞋，每天的平均收入能达到180美元。他说：“基本上，做这种生意不需要本钱。”

　　他的顾客不仅有当地居民，还有开着豪华轿车的司机和衣着光鲜的职业女性。他的银色手机使他能够与妻子随时保持联系。所有的工具都被他放在一个便携式行李箱里，他在这个大木箱外面画上了熊猫和鹅。

　　夜晚，他把这只箱子寄放在伊丽莎白大街一个亲戚的家里，并乘火车回到自己的两室公寓。这间公寓是他以每月1000美元租来的。他说，他不知道他家附近站牌的名字，但知道头两个字母“C和R”。钟先生说，他的妻子祖昭荷在康涅狄格州的福克斯坞娱乐场上班，每周工作5天。他们在中国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和一个外孙。在家里，他通常会花几个小时看中国报纸和看电视新闻———虽然他不懂英文。大多数时候，他以修鞋为乐。“我老了，不会做其它事情。但我会修鞋。”

　　手工与机器共生存

　　钟先生的补鞋摊似乎与伊丽莎白大街上的得阳补鞋店没有什么冲突。得阳补鞋店拥有营业执照，店面长约60英尺，里面有缝纫机和擦鞋机。这个店面光是每月的租金就要2000美元，还不算各种各样的税。

　　今年50岁的店主马文卫是15年前从广东来到美国的。他说：“那个补鞋摊不影响我们的生意。我们用的是机器，他是手工，他的活儿没有我们的漂亮。”但钟先生说，机器做的活儿绝对不如他的手工活儿，而且他换一张鞋底和鞋跟，只要15美元，而同样的活儿到补鞋店做的话，要收28美元。

　　不过，伊丽莎白大街上这家补鞋店把修好的鞋子都整齐地码在货架上，等着主人来取；而钟先生补好的鞋子都装在塑料袋里，或者干脆就摆在地上，客人随到随取，倒也方便，只是不太卫生，也不太雅观。（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