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全集》：思想之树常青学术风范永存(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17日15:47 人民网

　　《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全44卷定价：2860.00

《中华读书报》：“大家”与“全集”

　　文/陈平原

　　对于那些特别珍惜自己羽毛的文人学者来说，后人的拼命辑佚，把他遗弃或有意掩埋的东西翻出来，重见天日，简直是跟他过不去。

　　《胡适全集》将是个蕴藏丰富的宝库，很多此前不被关注的史料逐渐浮出海面，很可能加深或改变我们对胡适的认识。

　　我之所以看好《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不在于其皇皇四十四卷两千万言，而在于其包含大量可珍惜的“竹头木屑”。

　　不是每个舞文弄墨的人，都值得出版全集。这本是明摆着的事，可仔细琢磨，却也没那么简单。都是名人，谁该出“选集”，谁能出“文集”，谁又可以出“全集”，其实没有一定之规。可读书人心里大都有杆秤，不说你也清楚，必须是“大家”，方才配得上“全集”。你一定要打破禁忌，稍有点名气，便一心要弄出个全集来，也没人硬拦着，就怕不被读者接受，白白浪费了大好纸墨。

　　那么，什么是该出全集的大家？与“大家”相对的，不是无名鼠辈，而是同样声名显赫的“名家”。关于大家与名家的分辨，古已有之。清代诗人袁枚《随园诗话》卷一有云：“诗有大家，有名家。大家不嫌庞杂，名家必选字酌句。”清代史学家全祖望也有类似的说法：“作家”只要“瘦肥浓淡，得其一体”即可；而“大家”呢，“必有牢笼一切之观”（《文说》）。这里的“作家”，约略等于袁枚所说的“名家”。名家有所得，大家有所失，得失之间，最该关注的，是其学问及文章的气象、境界和范围。

　　这样说还是有点虚。世人之谈论“大家”，是有时空限定的，可能是一时一地，也可能是今生后世。换句话说，同被称为“大家”，有在某一专业领域里出类拔萃的，也有影响及于整个学界乃至思想文化界的；有各领风骚三五年的，也有百年长青乃至千年不老的。专业领域里的领袖人物，固然可以出全集；更值得为其经营全集的，其实是那些思想及文章“牢笼一切”，影响及于整个文化界者。这里不是分别“专家”、“通人”谁高谁低，而是牵涉到全集的特点，其“不嫌庞杂”，巨细兼收，明显更适合于后者。

　　就拿胡适来说，其政治、宗教、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的成就，在当时的中国，都不能说是“天下第一”；可其“牢笼一切”，却又是很多专门家所无法比拟的。这里有个反证，1954年，中国科学院和全国作协联席会议上，决定开展综合性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并开列了主要内容：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政治思想批判；胡适历史观点批判；胡适文学思想批判；胡适哲学史观点批判；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胡适的考据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地位和作用的批判；《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和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参见《学习》1955年2月号）。据说，对于这阵势，胡适不但不畏惧，还颇为得意。在《胡适口述自传》第十章里，有这么一段：“这张单子给我一个印象，那就是纵然迟至今日，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我做了一些工作，而在上述七项工作中，每一项里，我都还留有‘余毒’未清呢！”之所以说七项而不是九项，那是因为，古典文学本就涵盖了《红楼梦》，后三项可以合一。只是因此次运动以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打头，方才将其单独列出。对20世纪中国文化稍有了解者，都能掂得出这“九项（或七项）全能”的分量。这样的人物，无疑是经营全集的最佳人选。

　　“全集”之不同于“选集”，不在篇幅，而在体例：后者可以扬长避短，前者则必须巨细无遗。人生几十年，每篇文章都可读，每则日记都无愧于天地，这样的人太少了。钱锺书生前跟人家打官司，反对校勘他的书，不准重印某些旧作，这都是基于中国文人传统：爱惜自己的羽毛。所谓“悔其少作”，不是不承认，也不是刻意掩饰，而是对于那些不太精彩的“少作”，如果确需重印，我要修改。对于很有自尊的学者来说，如此“改定稿”，方才是我希望传给后世的东西。古人刊行文集，往往是在去世以后；因此，在世时尽量琢磨，少留遗憾。今人不一样，随写随刊，晚年清点，很可能后悔莫及。因此，对于那些特别珍惜自己羽毛的文人学者来说，后人的拼命辑佚，把他／她遗弃或有意掩埋的东西翻出来，重见天日，简直是跟他／她过不去。

　　正是从爱惜羽毛这一角度，全祖望认为，黄宗羲前面的文集好，是他自己编的；后面的文集不好，因生前来不及校订，弟子又不敢删改，难免玉石杂陈，可惜了。在《奉九沙先生论刻〈南雷全集〉书》中，全祖望提及黄宗羲晚年文章之“玉石并出，真赝杂糅”：一来年纪大了，精力有所不济，不像中年文章那么精彩；二来晚年名气越来越大，“多应亲朋门旧之请，以谀墓掩真色”。至于同是声名远扬的大文人，为什么有人的文集非常精当，几乎篇篇可传；有的则很芜乱，夹杂很多谀墓之作？在全祖望看来，关键在于，是否有“有力高弟为之雠定”。大家都曾撰有不少应酬文章，至于入不入集、传不传世，取决于弟子的胆识与眼光。过于拘泥的弟子，一味谨守师文，反而可能糟蹋了尊师形象。

　　既然编全集，希望完整地呈现某一文人学者的形象，正反两方面的资料便都应该保留下来。可说实话，古往今来，经得起这么折腾的人物，不是很多。你很认真地为其辑佚、整理，不放过任何只言片语，好不容易弄出全集来，不只没加分，还减分。出全集，并非对所有的文人学者都有利，如果本身并不怎么“完美”，出了全集，其光辉形象反而可能大受损伤。在这个意义上，出版全集，主要不是为了作者，而是为了读者——不是一般读者，而是那些拿着放大镜“吹毛求疵”的研究者。因此，对于“名家”来说，避免出全集，乃明智之举。既扬其所长，又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何乐而不为？

　　出版“全集”的艰辛

　　一句“巨细无遗”，说来简单，对于全集的编纂者来说，却是很要命的。像胡适这样著作等身的“大家”，主干容易获得，反而是那些不太起眼的细枝末节，搜寻起来，很难有功德圆满的时候。为了那百分之十的竹头木屑，很可能花去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和精力。因此，评判全集编纂水平的高低，不看部头有多大，就看边角料处理得怎样。我之所以看好《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不在于其皇皇四十四卷两千万言，而在于其包含大量可珍惜的“竹头木屑”。

　　胡适成名早、撰述多、影响大，这些都是编全集的有利条件；更何况适之先生是有“历史癖”的人，知道身后必将成为研究对象，预留了许多有用的资料。这点，看他每文必注写作时间，书信从不苟简，日记里粘贴许多参考资料，悉心保存自家草稿及朋友往来书札，就能明白。也正因为胡适的丰富与复杂，编纂全集并非易事。

　　最近20年，胡适著作的出版势头很健，从《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等旧著重刊，到胡适日记、书信的整理出版，再到颇成规模的《胡适作品集》（37卷，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胡适学术文集》（8卷，姜义华编，北京：中华书局，1998）、《胡适精品集》（16卷，胡明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胡适文集》（12卷，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胡适的主要撰述，其实已经基本呈现。

　　这回推出的全集，除了集其大成，更重要的是拾遗补缺。具体说来，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关于哲学、宗教、史学、文学、教育等卷，不少文章直接钩稽自胡适的手稿，作者生前并未发表；第二，对于了解胡适这样“双语写作”的作家，这回的五卷英文著述、两卷英文信函，是一大收获；第三，熟悉胡适生平者，都知道其晚年投入大量精力考辨《水经注》案，正式发表的论著虽不多，留下的未定稿或文章片断却数量惊人，如今整理出两百万字，可想而知其难度之大；第四，所有编全集的，最头疼、也最见功力的，往往是书信与日记。四卷《水经注》疑案考证、四卷书信，加上八卷日记，全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依赖的是作者的手稿，或辑录，或校勘，或补正。此前的相关出版物，比如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年刊行的《胡适手稿》（10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影印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8册），黄山书社1994年推出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册），都给学界提供了很大方便。可将其分门别类，整理成文，还是需要花费很大工夫。可以说，大量使用存世的作者手稿，是《胡适全集》的一大特色，也是整理者的一大功绩。

　　对于研究者来说，《胡适全集》将是个蕴藏丰富的宝库，很多此前不被关注的史料逐渐浮出海面，很可能加深或改变我们对胡适的认识。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只是全集有全集的优势，全集也有全集的盲点，无法完全取代以前的各种专书。随便举两个例子。囿于只收胡适本人著述的体例，《胡适全集》第21卷只从《人权论集》里选收六文，而遗弃了属于罗隆基的三文、梁实秋的一文。1930年1月上海新月书店刊行的《人权论集》，乃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合撰，此书出版后曾掀起轩然大波，旋遭国民党当局查禁，甚至有“肉体解决”之类的威胁。只取胡文，且与其他文章混排，一般读者很难了解此书的整体性以及思想文献价值（北大版《胡适文集》将全书收入，有其道理）。

　　书信本是一种对话，可一入全集，都变成了独白。而丧失了对话者以及特定语境的书信，阅读起来总有遗憾，这是所有编纂全集者都面临的难题。书信进入全集，只能按时间顺序排列，除此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样一来，此前出版的若干书信集，或因其专题性，或因其保留对话者，仍然有其存在价值。比如，《胡适给赵元任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1970）、《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往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9）和《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台北：中央研究院，2001），以及研究者广泛使用的《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便都有全集不可及处。

　　《胡适全集》的编纂，得到许多学人的指点与参与，本身自成格局，值得大加赞许。至于说到编纂体例，因牵涉各自的学术立场，很可能见仁见智。就拿《中国古代哲学史》和《胡适留学日记》来说，也许就可以有另外一种编法。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2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到1930年共印行了15版。1931年收入“万有文库”时，经胡适提议，改题《中国古代哲学史》。1958年台北商务印书馆重印此书，胡适为其撰写《〈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此后，一书二名，同时并存，以何种面目进入各种“文集”、“全集”，取决于编纂者的视野及趣味。比如，中华书局版《胡适学术文集》收的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北大版《胡适文集》以及这回推出的《胡适全集》，用的则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三者都有版本演变的说明，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不会产生误会。但我更倾向于前者，因其尊重这部名著的历史面貌及地位。对于此类建立新的学术范式的名著，我主张以初版本为准，在校勘时注明作者日后的修订和删改。这里需要略加说明的是，胡适之所以改书名，一是其时正撰写“中国中古思想史”，其体例及思路均与原先的“哲学史”不同，不想弄成“卷中”或“卷下”；二是希望就此打住，让《中国古代哲学史》单独刊行，以摆脱“半部书”的心病。其实，对于“开风气”的作品来说，有没有“卷下”，关系不大，胡适完全不必介意。

　　《胡适留学日记》乃专题性日记，起自1910年8月，终于1917年7月。193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刊行此书时，定名《藏晖室札记》；194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刊，胡适作了校对并改为今题。在我看来，这种作者生前出版的“日记”，属于“著述”，应该与后人据手稿整理者分开。这一点，可以参照《鲁迅全集》中的《两地书》。鲁迅、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与其他书信不能混排，不只因其相对完整，更因那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著述”。学者王得后将其与现存手稿相对照，发现鲁迅在整理时做了很多意味深长的修改（参见《〈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上面提及的远流版《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和黄山书社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保存了很多胡适日记手稿，惟独未见留学部分。因此，整理时只能以亚东本与商务本相对勘，而无法判断其是否忠实于“原本”。私心以为，即便胡适没做大的删改，既然当初将其单独刊行，便应以“著述”看待。

　　后来者的责任

　　十年辛苦不寻常，《胡适全集》的出版，从一个特定角度折射了社会的进步。从1954年全国范围的“批胡”，到今天为其出版全集，既说明胡适本人的永久魅力，也显示了社会的日渐宽容——不见得大家都认同胡适的主张，但承认作为历史人物，胡适值得我们认真面对。这是一个契机，倘若希望与“现代中国”展开深入的对话，借助若干“大家”的思考，无疑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为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诸多“大家”编纂名副其实的“全集”，对于今人来说，责无旁贷。

　　所谓“全集”，大都是在学者／文人身后，由其弟子或后人代为编辑的。但也有例外，比如，1926年，风华正茂的郁达夫就曾自编全集，理由是：“在未死之前，出什么全集，说来原有点可笑，但是自家却觉得是应该把过去的生活结一个总帐的时候了”；“自家今年满了三十岁，当今年的诞生之日，把过去的污点回视回视，也未始不是洁身修行的一种妙法，这又是此际出全集的一个原因”（《〈达夫全集〉自序》）。这毕竟是特定时期的出版风气，也符合郁达夫风流倜傥的性格；一般情况下，不会出此奇招。众多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上的“大家”，还是有赖于我辈后人代劳。

　　必须是“大家”，方才值得出版“全集”；这话翻转过来便是：倘若“大家”的“全集”没能及时整理、出版，责任在于后来者。这里可能有政治上的忌讳、学术上的困难，还包括经济上的窘迫等，但无论如何辩解，都是没有“尽责”。从《胡适全集》的出版，我隐约看到一种希望，随着社会的日渐开放，以及出版人文化承担意识的凸显，会有越来越多“大家”的“全集”面世。

　　我曾经设想，假如我们能为晚清一代的黄遵宪（1848－1905）、严复（1854－1921）、康有为（1858－1927）、蔡元培（1868－1940）、章炳麟（1869－1936）、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刘师培（1884－1919）；以及五四一代的陈独秀（1879－1942）、鲁迅（1881－1936）、周作人（1884－1967）、陈寅恪（1890－1969）、胡适（1891－1962）、郭沫若（1892－1978）、顾颉刚（1893－1980）、茅盾（1896－1981）、郑振铎（1898－1958）等，全都出版名副其实的“全集”，那么，我们讨论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将有很好的根基。这里面的某些人，可能气节有亏（比如刘师培的为清廷当密探，以及周作人抗战中的落水），但其在思想文化上的创造，依旧值得尊敬。至于1930年代以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学者及文人，也有很出色的；可我认定，理解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晚清及五四那两代人最为关键。

　　这两代人中的“大家”，有出版不只一种“全集”的（如蔡元培、鲁迅），也有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全集”至今没能完工的（如康有为、章太炎），更有名为“全集”，实则大有欠缺，需要重新打造的（如梁启超），还有至今顾虑重重，没能提上议事日程的（如周作人）。能像《蔡元培全集》、《鲁迅全集》那样没有任何忌讳，有文必录，兼及书信、日记乃至部分个人签署的公文的，或者像《胡适全集》这样大量采用未刊手稿的，当然最为理想；实在不行，也希望能为上述诸君出版基本涵盖其撰述的“准全集”。

　　作为一个关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学者，在庆贺《胡适全集》出版之余，难免浮想联翩。如此“得寸进尺”，但愿不算太奢侈。

　　2003年9月9日于京北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