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见某市有人在闹市自杀，造成交通阻塞又闻天安门前有人自焚受伤。这事给我的思考多多，我不赞成有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自杀，就将事情搞大，这样无论对于个人或者对于社会都成本太大。法治社会，司法应该是最理性的救济途径，非理性的自杀，应该让位于理性的诉讼。但发人深思的就是：法律为什么不能成为这些人的日常消费品呢？

　　法在现实中被某些行政机关遗忘。现在一些地方存在一种打着“中心工作”幌子现象。领导要树某形象工程，往往就将其命名为本地的“中心工作”，要倾本地的全力完成。“中心工作”在一些领导的心中，往往就意味着取得了法律以外的特权，就可以只问目的，而不问手段了。程序在此就再无价值，私有财产也就无足轻重，公民的人身权利也就无关痛痒。在这些地方，目的高尚就可以不择手段，权力的行使失去了制约，而变得肆无忌惮。

　　而更让人可怕的是司法救济的缺位。在拆迁等“中心工作”中法院往往与地方政府是很配合的：要么法院本身抽调人成立工作组配合政府工作，在各项“中心工作”中不乏穿制服的人的身影，要么大门前高挂免战牌。甚至出现了在一些省市由高级法院下文，涉及什么企业改制的劳动纠纷不受理，什么非法集资的债务纠纷不受理等等现象，理由是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是其忘记了在一个法治社会没有法律却是万万不能的，当法官无视社会上的矛盾时，社会就会向非理性的一边发展。

　　如此作为悖于中央建设法治社会的决心。对待社会上的矛盾，法律不容回避，法官也不能绕着走。法治社会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有一个良好的矛盾解决机制，而司法救济就是最权威的手段。任何一个努力建立法治社会的国家，从来不拒绝法官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有人将法治形象地比喻为法官之治，按道理，拆迁户受到不法行政的骚扰时第一件想起的应该是法律，求助的是法官，可是事实并不如此。

　　我期望在民众有法律诉求的时候，都能不受阻挡地走上法庭，让官们在法庭上给民众一个明白账，让法官为民众主持一下公道。说白了：让法律成为百姓的日常消费品。

　　邹云翔（江苏　司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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