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从今年7月15日起，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出台“市民拍摄交通违章奖励20元”的政策，鼓励公民积极参与交通管理。活动甫一推出，立即受到“偷拍者”的欢迎，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职业化倾向，有的“偷拍族”月收入已过万元。然而，令警方始料不及的是，一些拍摄者违章拍摄，有的涉嫌制造照相机会、伪造证据，甚至对司机进行敲诈勒索。针对这一状况，广州市交警日前决定，暂停这一活动。

　　公安机关鼓励普通公民参与交通管理，是一项创新举措。这不仅有利于提高交通管理效率，而且降低了管理成本，促进公民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与责任感。交通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一种，而公共管理需要公民参与。长期以来，交通管理一直被认为是交通警察的职责，而忽视普通公民的参与。广州市交警支队此举就是激发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意识，就如同政府鼓励公民对腐败分子进行举报一样，公民对交通违章者进行偷拍然后把“证据”交给警方就是一种举报行为，这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公民只有举报权（私权力），而没有执法权（公权力），公民不能代表国家权力机关行使超越自身身份的权力，比如执法权、侦查权、处罚权等。现在有些“偷拍族”擅自对违章者进行变相“处罚”，这不是在行使处罚权（实际上也没有这个权力），而是敲诈勒索。这行为性质的错置是值得警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只有公安交警才是维护交通秩序的主体，普通公民没有对交通违章者进行处罚的权力。而且，如果以自己掌握“证据”为由对违法（章）乱纪者进行敲诈勒索，这本身就是一种违法之举。

　　广州市警方鼓励公民拍摄违章交通，是对公民的一种鼓励，但鼓励并不等于授权，它规定了公民的管理权限，就是让拍摄者向警方上交违章交通的“证据”，但并没授予公民可以私自处置违章者其它方面的权力。它并没有把国家的公权力授予公民，“偷拍族”行使的仍然是自己的举报权与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权，这仍然是一种私权力。

　　但是，这一具有创新精神的政策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负面“效应”呢？为什么有人把“偷拍”当成一种职业呢？是警方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有错，还是公民随意扩张了自己的权力？这是值得反思的。在毫无约束的情况下，公民能否正当行使自己的私权力？这不仅考验着国家权力机关更考验着每一个公民。当公权力被公民超越权限使用的时候，成为公民赚钱的工具的时候，往往就会造成侵权，公权力就会变成私权力。这从我国现代史上可以查到根源。

　　因此，在鼓励公民参与管理公共事务与公民行使私权力之间，即公民的管理与行政机关的管理如何进行衔接，怎样寻找一个平衡点，以达到最佳效果，将是广州市警方面临的问题，也正是从这点出发，广州市警方暂停“市民偷拍”“业务”，我们期待这项活动有个良好的制度规范。

　　本报评论员　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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