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丛林，连阳光都深刻得一塌糊涂。

　　我从望远镜里看着对方哨所。同样绿得发蓝的树叶，刺眼的阳光，安静的小屋。一个裸着上身的缅甸小伙子出现在我的视野，他靠在窗口，也在用望远镜百无聊赖地四下观望。他看到了我，向我挥挥手，灿烂得像少女的笑脸触手可及。如果他是个女人，我一定会爱上他。

　　三个人，一个哨所，只有一堆学习文件和边防纪律，以及一个月前的被翻破的《解放军报》，另外就是一只时好时坏的收音机。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空中走廊节目，我是主持人亚欣……嚓、啪啪、叽……呜……”

　　“我操你大爷！”大傻使劲拍着破收音机。

　　收音机我自岿然不动，继续保持坚强的革命气节。大傻气得把它望地上一顿。过一会儿，躺在落叶中的收音机自己响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迷人的故乡，桃林环抱着秀丽的村庄，桃花映红了姑娘的脸庞……”蒋大为满含深情的歌声在没有桃树的亚热带丛林里回响。大傻靠着树干半躺着，静静地看着丛林上方的蓝天。扁脑壳用军刀一丝不苟地削着竹片，刀锋削过竹片的“嚓嚓”声有节奏地应和在歌声里。一只蚂蚁在我旁边负着比它体型大几倍的虫子进行长途跋涉，我的注意力完全被它吸引。

　　“好了，听众朋友，下面这首由崔健演唱的‘一无所有’是由边防某军战士……”

　　大傻一翻身站起来：“别闹别闹！快听，咱们点的歌！”

　　“谁在闹？就你他妈一个人在嚷嚷。”

　　大傻把收音机捧起来，不料电波又断了，亚欣甜美的声音消失，代之于一阵“嚓嚓”的杂音。

　　我埋怨大傻：“叫你他妈别动，这破收音机！”

　　大傻不理我，仔细地转动方向，崔健那嘶哑的声音终于出来了。我们跟着收音机一起大声吼叫：“喔喔喔……你这就跟我走，喔喔喔……你这就跟我走……”

　　“这三个战士很有趣，每次都点同一首歌送给自己。在这里，亚欣深深地祝福你们永远的幸福和快乐……”

　　在哨所的两年，一直是亚欣甜美的声音和崔健歇斯底里的吼叫伴随着我们。我们在想像中勾画着亚欣的样子：一个二十来岁的青春女子，瓜子脸，大眼睛，一说话就笑，温柔，大方，善解人意……亚欣成了我们三人的梦中情人。

　　大傻发誓：“我退伍以后一定要赚大钱，然后娶亚欣。”

　　我嘲笑他：“你他妈也不撒泡尿照照，你哪点像会发财的样子？再说，就算你有一天发了财，亚欣也不会看上你——瞧你尖嘴猴腮的傻样！”

　　“你以为你帅？像个傻头傻脑的二百五。说不定人家亚欣就喜欢我这种粗犷型的！”

　　“还粗犷呢，都粗犷成大猩猩了！”

　　扁脑壳在一旁不屑地说：“你们的理想太他妈共产主义了，我比较现实，找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把她拉到一僻静之所，强奸完事！”

　　“操，变态！”

　　“错，不是变态——简直他妈的极度变态！怎么能强奸呢？咱哥儿怎么办？撂一旁黄花菜歇凉替你扛大刀呢？怎么着也得轮奸吧！”

　　“哈哈哈哈！”

　　大傻向树干猛踢一脚，说：“他妈的，哨所连母猪都看不到一个，出去以后老子一定要干一个班的姑娘来补偿补偿。”

　　扁脑壳不服气，吐了口痰：“那我就干一个排。”

　　“老子干一个连！”

　　我对丛林喊：“我干你娘！”

　　……

　　一年后，我离开哨所，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昆明，完成大傻和扁脑壳的遗愿。我手捧一束鲜花，来到云南电台，向门卫打听亚欣。门卫让我在来访名单上登记。我在来访事由一栏上写道：“向亚欣同志转达两位边防战士的深深敬意。”我埋头填时间，可是想来想去把日期给忘了，正想问门卫，门卫拍拍我的肩：“不用写了，亚欣来了。”我抬头，一只四十多岁的“母猩猩”正推着自行车出来，一照面，我他妈当时差点没把早饭吃的油条全吐出来。这就是“深深地祝福你们永远的幸福和快乐”的亚欣？这玩笑开大了吧？

　　门卫冲“母猩猩”喊：“亚欣老师，这里有个同志找你。”

　　我礼貌地跟门卫说：“对不起，我要找的亚欣是个男的，刚分来的大学生。”

　　门卫想了想，肯定地回答这里没有男亚欣。

　　“没有？他给我写信说他分到电视台的。”

　　“电视台？同志，你找错了，这里是电台。”

　　“啊？是吗？看我粗心得！”

　　门卫还要热心地给我指电视台怎么走，我只说了声谢谢，落荒而逃。回头看的时候，只见门卫在跟亚欣说着什么，她一脸狐疑。

　　我匆匆走上大街，把鲜花递给迎面走来的第一个年轻姑娘，一本正经地说：“小姐，送你一束鲜花，深深地祝福你永远的幸福和快乐。”

　　那姑娘吓得一声尖叫：“流氓！”立刻抱头鼠窜。

　　我哈哈大笑，把鲜花扔进路边的垃圾桶，心里一阵轻松。

　　大傻，扁脑壳，放心去吧，你们这辈子没有来得及干上的姑娘，交给我，我会圆满完成任务。来源：人民网